《返校》是本屆金馬獎入圍獎項最多的電影。(金馬執委會提供)

《返校》剛上映時,朋友約我去看。但我一點興趣都沒有。原因有二:我大學時幫朋友拍八釐米實驗電影,了解做恐怖片的手法,很難忍受其虛假,所以從來不看。其二是白色恐怖犧牲者在我心中有崇高的位置,革命英靈不應是鬼片的對象。

然而,最近以來的討論,讓朋友一直問我,他們無非認為我既然研究台灣史,總該有一點觀察。但我覺得這片子有點狡猾。他們說是歷史,向「自由」致敬。但你真的指出它歷史的錯誤,他又說這是電影,是藝術,不必忠實於歷史。若你純粹當娛樂看,他又宣傳是白色恐怖的歷史。

事實上,這片子並不特別,無非是基於郭松棻的小說,加藍博洲的報導文學,加自由中國案等,挑適用的情節,找出當前的政治正確,得到最大的利益。

這片子既然號稱是從基隆中學案而來,不妨自此說起。基隆中學案犧牲者是鍾浩東,看過藍博洲的《幌馬車之歌》就會了解,整個是一個中共地下黨人案。值得探討的是,為什麼有那麼多台灣人會在日據下變成台共,再於1945年後加入中共地下黨。

這涉及蘇聯革命成功後,1920年代世界性的左翼運動,帶起日本的農工社會運動與左翼運動,台灣受此影響,而有文化協會與農民運動的激進化左轉。直到1929年起,日本準備發動東亞戰爭,全面鎮壓左翼,台灣社會運動終因監禁與苦刑(許多人因刑求而冤死獄中),宣告終止。

許多抗日志士只能潛赴大陸參加抗戰,鍾理和的哥哥鍾浩東便是其中之一。不僅是他,台灣各路人馬,有赴滿洲國工作而心存抗日的(如張深切),有因日語能力而進入國民政府國際情報單位的,有輾轉於日本、國府、紅色三方,利用矛盾,大做三角生意的(後來成為台灣著名商人)。總之,複雜程度,遠比現在這種國共二分法的簡單思維,更真實。這才是真實的人生,真實的歷史。

這樣的台灣人,在1947年二二八之後,會甘心被「清鄉」?當然不是。二二八之後,不滿國民政府的人,從白色中國的認同轉向紅色中國,要為犧牲者報仇。而二二八的主要訴求,是「民主自治」。所以二二八的武裝力量有兩股,一股叫「民主聯軍」,由謝雪紅領導;一股叫「自治聯軍」,由張志忠、簡吉領導。背後的支撐組織,以及事後的流亡安排,都是中共地下黨。

這個力量,在國民政府於大陸兵敗如山倒的1949年,發展得極為迅速,當然也不乏機會主義分子(每個時代都一樣),於是疏於地下組織的規範,把地下黨的《光明報》隨便寄送,最後就出事了。

「基隆中學案」只是開端,國民政府認知大陸失敗,於是在台灣展開白色恐怖肅清,在大學校園有「四六事件」,在撤退學生中有澎湖的山東流亡學生案等。整個白色恐怖時期,約從1949年至1954年,大部分地下黨人都被圍捕到無路可走、出來投案為止,共有3萬多人遭到逮捕。比例上,外省人政治犯是本省人的3.8倍(詳見《有溫度的台灣史》)。

至於自由民主,這是美式資本主義的產物。反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台灣人,怎麼會去相信帝國主義所依據的資本主義那一套呢?真正為台灣引進自由民主理念的,反而是胡適、雷震、殷海光、周德偉等《自由中國》雜誌作者。他們記取大陸失敗的教訓,相信自由主義才是反共的基礎,而蔣介石也需要他們支撐,作為一個向美國宣傳自由民主的樣板,於是容許他們批評政府,繼續辦雜誌。可他們終究要將民主付諸行動、組織反對黨時,蔣介石就下手了。這已是1960年代的事了。

所以說,《返校》把基隆中學案與自由中國案連起來,是一種歷史的錯置。而基隆中學案所舉起的,是紅旗,他們綁赴刑場唱的,是共產國際歌。他們也不認為自己是冤魂,而是革命烈士。但《返校》卻悄悄把紅旗變成綠旗,把烈士變無辜受難者,讓紅色犧牲者唱綠色的歌,最後才發現拜的是紅色黨人。而綠營天天還在唱反共的歌,這是不是也太反諷了?

面對這狡猾的時代,你會像看完《小丑》一樣,只會為這歷史的無知、錯亂,深感悲傷。

(作者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