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邀請中研院士余英時22日在「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以錄影方式談「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簡立欣攝)

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政治大學成立「羅家倫國際漢學獎座」上預錄演講的內容,舉香港反送中事件作例證,來說明「民主的背後需要有文化支撐,而文化要靠人文修養來實踐」。他表示香港從中學生到大學生,都強烈反對共產主義,特別是反對中共「以違法程序收服香港」,這就是民主自由教育的成果。我雖然素來敬仰余先生,卻不禁深感余先生太過於簡化反送中事件的複雜性,其間有很多令人不解的跳躍性思考。

首先,余英時通篇談話中不外兩個重點:其一,反對中共政權;其二,提高人文修養。奠立在這兩個基石上,他覺得提高人文修養就能看懂中共政權的「統戰手法」。且不說果真只想看懂中共政權的手法,應該會變成專門研究法家權謀思想,筆者更不太理解余先生為何能輕易看出香港反送中事件裡,香港大學生與中學生參與各種激烈的示威活動,來自深刻的人文修養?再者,余先生覺得如果人文修養不夠,就容易把金錢的問題放在民主問題前面,譬如中共「迫害上百萬新疆維吾爾人,歐洲國家都保持緘默,就是怕無法在當地做生意」,這是否意指歐洲社會並沒有深刻的人文修養,才會想持續跟大陸做生意?

余先生可能不常回來台灣,已不太能深刻體會到台灣社會在去中國化的浪潮裡,一般人早已對余先生畢生從事的漢學研究棄若敝屣,並將「中華文化」與「中共政權」畫上等號,討厭中共政權自然就會厭惡中華文化,這是當前台獨浪潮裡的主流聲音。中共政權固然曾經在文革中全面破壞中華文化,因此台灣社會在解嚴前普遍覺得提倡中華文化具有正當性,然而,當中共政權開始全面倡導復興中華文化的時候,台灣社會反過來開始普遍覺得「反對中共政權就要反對中華文化」,余先生現在建議大家要注意「民主的背後需要有文化支撐,而文化要靠人文修養來實踐」。

其實,五四反傳統浪潮是台灣「去中國化」浪潮的思想源頭,因此當余英時提出深化民主需要靠人文修養就變成邏輯矛盾的悖論。台灣的確有很深的中華文化底蘊,但這些底蘊都是五四運動啟蒙人物包括胡適、羅家倫與傅斯年等人畢生要打倒的對象,如果自由主義思潮當真能容忍中華文化的存在,何至於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與張君勱這些新儒家需要發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余英時既推尊胡適的自由主義學說,認為「胡適一生不受共產黨影響靠的就是人文修養」,卻刻意漠視胡適畢生主張全盤西化;余先生又推尊自己老師錢穆的治學理念,稱讚他「一生為故國招魂」,卻簡化兩人思想的深層矛盾,只有請余先生徹底面對並解決自己這個矛盾,再來告訴台灣社會如何提高人文修養。

(作者為國立宜蘭大學博雅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