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第70軍於1945年10月17日登陸基隆。(作者提供)

例如在台南,王振華(是時係台南市最高學府台南工業專門學校的學生)為了台灣要回歸祖國,乃高興地在台南市關帝廟上課,向一位光復後自大陸返台的李國澤先生學習北京話;在雲林,時任新生報記者的澎湖人謝有用,即於國軍尚未抵台接收及日本憲兵也尚未離台的期間,在雲林縣西螺、虎尾、土庫、北港等地演講,倡言我們都是漢民族,要回到祖國懷抱等,由於該地區治安仍尚賴日本軍警維持,致連日本憲兵亦要其收歛一點,內容不要太刺激;當時甚至連遠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也主動學習北京話,例如正在日本東京的台北板橋人朱昭陽等,即利用尚未復課的明治學院,舉辦國語(北京話)講座,朱昭陽並特別商請東大中國文學系畢業的曹欽源任講師,每次均有三、四十人參加。這與日據末期,為抵制日本皇民化運動所展現的消極反應,形成強烈對比。

熱情狂歡慶國慶

9月1日,黃澄淵應美國陸軍駐閩軍務處之聘請,經蔣委員長介石及劉主席許可,以福建省政府顧問名義,同該處所派三名美國上尉軍官、及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上校督察張士德、廈門市黃市長併士兵等一行約百人,乘日本驅逐艦於是日抵基隆港。當時廖進平(曾為台灣民眾黨重要幹部)前往迎接,並介紹其暫宿當時台北最豪華的梅屋敷(今中山北路國父史蹟紀念館),士兵則駐樺山國民學校(今警務處)。翌日,黃澄淵即開始至各俘虜營慰問俘虜,承軍政當局派員指導協助,工作極為順利,十天內就將被拘留在台約1,300名的盟國俘虜,由美國海軍特種艦隊及一艘英國醫務船迅速運離台灣。

9月6日,蔣委員長命何應欽將軍轉知,任長期從事民族運動之林獻堂,林呈祿,陳炘,蘇維梁等代表台灣同胞赴大陸,參加國民政府9月9日在南京舉行的受降典禮。消息傳來,全台振奮,林獻堂先生的榮譽亦為六百萬島民的榮譽,台灣同胞為此興奮不已。

九月中旬時,台北街道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迎風飄揚,孫中山和蔣介石的掛像到處可見,商店也改了名,蔣渭川的日光堂也改名為三民書局。這一切的舉動與反射,均體現台灣人的歡欣與對祖國的響往,正如一個長年被遺棄的孤兒,如今要重回母親的懷抱,完全無知,沒有任何懷疑,只有一味的純真,滿腔的激情,迫不及待地企盼著祖國接收大員的早日到臨,其他的一切,似乎都無暇計及,也似乎都不重要了。吳濁流回憶道,當時「自台北各都市以及鄉下的各街巷,都設了歡迎用的美麗的光復的彩門,每家每戶都掛上有關光復的門聯、橫彩、紅燈,期待著國軍的光臨,那戰時的黑暗影子被一掃而空,充溢著一片明朗的新氣氛」。那時接收國軍尚未抵台,在台16萬日軍尚未繳械,隨時可能發生變故。故當時除賴盟軍的同心協力互相援助外,更賴六百萬台人狂歡慶祝的聲威,懾伏在台日軍膽量,使祖國能以少數人員卻可平順展開工作。

基隆港邊迎國軍

9月中旬,國民政府空軍司令張廷亞先行飛抵台北,調查當地實際情況。當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鑒於實際需要,乃在重慶成立該部前進指揮所,並旋於9月28日派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中將兼該所主任,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副參謀長范誦堯少將兼該所副主任。

斯時,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與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重慶成立該部前進指揮所。10月5日,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偕副主任范誦堯、中央通訊社台灣特派員葉明勳及台籍與美軍官員等共71人,分搭五架飛機自四川逕飛台北。是日下午6時前後,各機先後抵達台北松山機場,當天前日本台灣總督安藤利吉與前日軍第十方面軍參謀長諫山春樹等高級將領出迎,大多數日人也手執中國國旗高呼萬歲。對這些接收官員,台人更是十分地歡迎,歡迎人群個個熱淚縱橫。

10月10日,是台灣光復後的第一屆雙十節,全省各地都舉行慶祝典禮,其中台北公會堂(今台北市中山堂)的慶祝典禮更是屬於歷史上的大典禮。當天上午8點左右,無數民眾集合於公會堂前面,詩意藝閣、獅子隊、龍舞、各種樂隊、武裝大刀隊,甚至城隍廟神的范將軍與謝將軍也跳出來,喧天價響的鑼鼓聲,浩浩蕩蕩的行列,接二連三的走過公會堂前面。十時整,大會開始,當時即由己內定為台北市市長的黃朝琴(台灣台南人)擔任主席致詞,並續由出任台灣新生報社長的李萬居(台灣雲林人),以國台語雙聲發表講話,情況至為熱烈。

當台人獲悉國軍即將抵台後,台北與基隆兩地,由全島集中的男女老幼約有數十萬人之眾,各旅館與親戚朋友的家,均住滿客人,無宿可住者,在野外或路旁露宿。17日上午11時,第七十軍軍長陳孔達中將率該軍主力乘美軍運輸艦40艘抵基隆(旋即派兵逐次向台北、宜蘭、淡水、新竹等各要地推進)。是時歡迎台人但見祖國士兵多穿草鞋、背著雨傘、甚至挑著鍋碗棉被,這與台灣人民習見的日軍威武軍容相異,亦與台灣人民想像中贏得抗戰勝利的軍隊不同,雖有台人在感情上自我為國軍做種種闡釋,認為以如此軍容仍能擊敗日本而自豪,但台灣人中已不乏感到十分失望,覺得國軍有如乞丐。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