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詩人、作家流沙河。(取自網路)

「作家流沙河先生在成都逝世了」。幾天前,朋友圈突然傳來這條消息。這個名字或許不那麼響亮,但如果將它投進中國大陸的歷史中,將會濺起一大片水花。流沙河的一生彷彿就是一部大陸現代史的寫照,從建國到文革,再到開放與兩岸和平。這個瘦弱的詩人與作家終於閉上了眼睛。

一個人的命運,除了自身的奮鬥與努力,也無法擺脫時代的進程,無法站立於更高的視點超脫時代去體察時代的悲歡,流沙河生後留給我們的正是這樣的感慨。

▲從草木篇到大毒草

流沙河本名余勳坦,1949年後流沙河考入四川大學農化系,就讀半年後就離校投身「創造歷史的洪流」,立志從文。1956年,25歲的流沙河到北京參加完全國青年創作會議。在回成都的火車上,他有感於毛澤東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文藝雙百方針,寫下了一組以花草樹木為主題的現代詠物詩──〈草木篇〉。1957年1月1日,他在成都創辦《星星》詩刊,這是1949年後第一份官辦詩刊,〈草木篇〉就發表在《星星》詩刊創刊號上。

但流沙河沒有想到,就是這組〈草木篇〉,為他日後二十餘年的悲慘經歷埋下了伏筆。1957年,他在轟轟烈烈的反右運動中因〈草木篇〉被毛澤東在多個場合親自點名,被錯劃為右派,〈草木篇〉也成為一顆「大毒草」,牽連了許多人,流沙河本人接受多種「勞動改造」,直到1978年最後一批右派「摘帽」,流沙河才恢復了名譽。

至今我們仍不知道,這組詩集到底是什麼原因驚動了中南海,讓一個一心擁護新政權的文藝青年一下「沉到海底」(毛澤東語),但回想起這段經歷,流沙河顯得很坦誠。他曾在採訪中說,1956年以前自己也曾參與到各種運動中,如果沒有〈草木篇〉,在那以後的各種運動中自己大概率也是紅小將,和那些批判他的人並無二致。

在被打倒的二十年中,流沙河不敢留下任何作品。唯一創作的幾首詩,他默背於心,後來在《流沙河詩集》中出版,青春被政治所扼殺,但這並未泯滅流沙河的心志與氣力,八十年代後,他不僅繼續從事詩歌創作,還編著了那本著名的《台灣詩人十二家》。

●就是那一隻蟋蟀

流沙河的詩,若要從文藝水平而言並不太高。在我看來,他的詩風過於硬朗,缺少一些詩歌應有的韻味,大陸的中學課本裡有選其詩〈理想〉,這也是許多大陸學生耳熟能詳的現代詩,這首詩恰恰能體現流沙河的詩歌風格,理性有餘感性不足。

流沙河對此有很清醒的認識,回歸詩壇十年後,他從九十年代開始便不再創作新詩。八十年代的流沙河,除了寫詩,繼續在《星星》雜誌工作,還密切關注著台灣詩壇,在1980年代之前的三十年,大陸詩歌與包括台灣在內的外面的詩歌隔絕。1982年流沙河在《星星》上開了個專欄,開始介紹台灣現代詩,每個月介紹一個台灣詩人。後來,他把這一系列集結出版《台灣詩人十二家》,成為當時一個重大的文化事件。《台灣詩人十二家》的出現,讓大陸詩人知道了洛夫、鄭愁予、余光中等人的名字,認識到了漢語詩歌的另一種可能性。

那時的中國大陸,正處在文革後狂飆突進的時代,那個時代文藝界的突破是一個典型的象徵。詩歌與哲學,成為當時最時髦的兩個領域。在大學裡,學生們不僅寫詩,並且在操場上互相大聲朗誦彼此的詩歌,孕育了一大批優秀的詩人。而《十二家》的出現,更是激勵了這股風潮,為當時年輕的詩人群體們提供了新鮮的養分。

1982年夏,余光中致信流沙河,說起四川的蟋蟀和故園之思,4年後,他又在〈蟋蟀吟〉中寫下「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隻嗎?一去四十年,又回頭來叫我?」流沙河感慨之餘,寫了〈就是那一隻蟋蟀〉作答,一問一答,絕妙無比,一時傳為佳話。這首詩也被大陸的中學語文課本收錄,那一隻蟋蟀,也成為兩三代人共同的記憶,一直鳴啼至今。

余光中抗戰時曾在四川念書,對四川有很深刻的感情。我也是四川人,我常想,四川的鄉下有無數美好的意象,為何偏偏是蟋蟀呢?流沙河逝世後,我又重讀「蟋蟀詩」,恍然大悟: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只因為這床下叫聲留存在那輩人的鄉村生活裡,它的叫聲好像也已不再受時間、空間、政治等的限制,它能溝通古今,溝通起兩岸中國人共有的情感,蟋蟀具化了余光中的鄉愁,也具化了那個時代兩岸關係解凍與變化的感覺。這不僅是余光中與流沙河之間的唱和,還有文革一代與新青年的唱和,還是八十年代孩提們童年的唱和,他們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感情。

兩年前余光中逝世時我曾撰文談過,余光中的為詩與為人要謹慎地區分,流沙河當然也要做這樣的區分。但在蟋蟀的唱和中,在那個具體的場景下,情感是真摯且流動的。曾經的草木篇讓流沙河個人的青春成為政治的註腳,而蟋蟀的唱和也讓余光中與流沙河二人的交流成為一個時代兩岸關係的註腳,「識器為先、文藝其從;立德立言,無問西東」,回想起那段歷史,我總會流露出這樣的感慨,再比對今日的兩岸,我們的交流多了,人員往來頻繁了,但這樣真切的唱和卻似乎是少了,蟋蟀聲不再了。

●從詩人到學者

九十年代後,流沙河決意棄「詩」從「文」,開始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古文字和傳統典籍的研究當中。他尤其喜歡《說文解字》,在一般人眼中,檥文字研究顯然是相當枯燥的學問,但流沙河覺得「一個字就是一個故事,有趣得很」。他主張保留正體字,他曾說馬英九提出的「識繁用簡」是他較為認同的文字理念。除了研究小學,流沙河還鑽研莊子等經典著作,在成都開壇講學,以餘生之力普及國學,弘揚國學。

從詩人到學者,從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對自己所做的工作是滿意的,在出版《白魚解字》一書時他曾說:「白魚又名蠹魚,蛀書蟲也。勞我一生,博得書蟲之名。前面是終點站,下車無遺憾了。」

流沙河走了,人們以怎樣的名號、怎樣的稱呼去評價他、定位他都不再重要。他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歷史交織在一起,說不清到底是悲是歡,也說不清究竟是對是錯。蟋蟀聲不再了,流沙河也斷流了,只有那本草木篇,那本十二家,還靜靜佇立在那裡,不知余光中與流沙河二人重新相遇時,是否還記得故園的蟋蟀?是否還記得波濤裡的鄉愁?(葉駿/北京清華大學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