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感染新冠肺炎的人數突破2萬1千人。(圖/路透社)

2020年初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讓很多的國家都進入了緊急狀態。不分人種、地域與國家,疫情傳遞的速度、規模,死亡人數,都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來僅見的。這樣大規模疫情的全球影響,考驗各政府的危機處理、緊急動員,與反經濟衝擊的能力,這又與各國的體制能力息息相關。

一個政治中立的病毒,也不免招來比較政治的討論。疫情首先發生在去年底的中國武漢,由於沒有及時處理,春運開始之後才開始嚴格封城,因此中國大陸不斷遭受來自內外部的質疑,特別針對政治透明度及官僚運作方式遭受到強烈的的批評,直指大陸政治體制的缺失。

但中國大陸政府反思之後很快重新部署,撤換了大批官員,初期防疫的許多失誤也立即得到糾正,並進入接近戰時的舉國動員體制來抗擊疫情的擴散。1個多月後,從疫情的高峰大幅回落到每日僅有零星的本土新增案例,疫情的控制已經獲得了初步的成功。

多數的西方國家在大陸疫情肆虐期間,並不將可能的疫情擴散當成重大危機事件。其中,當然有對自己的社會發展、文明程度、政治體系、行政透明,以及醫療水準的自信,也有西方政治意識形態的優越感。隨後疫情擴散進入西方/民主自由國家,若干國家也不得不進行大面積的封城,跟進中國的疫情處理方式。先是南韓,其後則是義大利。從3月初疫情最嚴重的北義開始逐步擴展到全國封城。義大利人被要求待在家裡,避免不必要的旅行;學校全面停課;娛樂場所、公共設施如博物館、滑雪場等全部關閉;禁止舉行婚禮、葬禮,暫停教堂彌撒及其他宗教活動等。這對西方社會來說,對應的治理行政力度可謂史上僅見。

疫情考驗各國政府的緊急治理與動員能力,更是對現今民主價值的考驗。首先,在這樣的緊急狀況下,國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公民的選擇自由?公民多大程度上願意被國家干預基本的生活常規?其次,奉行不干預及小政府的西方民主國家,面對醫療及其他資源的短缺,如何供應封城之後百萬、甚至千萬人的生活所需?如何立即收納數以千萬的感染病人?如何做到像中國那樣的動員?這幾乎是一個艱巨而不可能的任務。

由於小政府的資源限制,以及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基本政治信仰,在不限制個人自由的前提下,一些歐洲國家不得不採取完全不同的防禦性策略來對應疫情:不積極檢驗,並放棄對輕症和疑似冠狀肺炎患者的醫治,以避免醫療服務能力超過極限,期望以時間換取「群體免疫」或疫苗的實現。從東亞儒家文化的視角來看,政府作為家父長的角色自我放棄責任是不可思議的,將會立即面臨統治的合法性危機。

因此,對應疫情的衝擊其實是各國政府的治理、文化與動員能力的展示。台灣、大陸、香港、澳門、南韓、日本、新加坡等東亞儒家文化國家,政府願意承擔必要的責任,社會有較高的集體自覺,願意配合防疫限縮個人自由,其實是比較容易處理突發的緊急危機,也都基本已經渡過了疫情的第一波衝擊。

疫情的發展也將微妙地重塑各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此次中國能夠調用大量資源應對緊急疫情,除了中國擁有集中的動員體制以及較好的政府財政能力之外,民營的電商與快遞物流企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國且以製造業為主,龐大的經濟規模及相對應的軟硬體基礎設施日趨完善,還有超高的民間儲蓄率,因此,能夠以暫停經濟活動的代價阻止疫情的傳播。所以,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中國股市相對下跌有限,反映出市場對中國整體抗擊疫情的信心。

歐美國家正還在疫情的爬坡階段。由於歐美國家普遍財政赤字極為沉重,貨幣工具更因為長期的量化寬鬆而選擇有限。疫情拉開的「社會距離」,對以服務業為主的歐美經濟的衝擊更強,這反映在歐美已多次的熔斷暴跌所受到的重創。而社會財富多集中於股市,民間的低儲蓄率意味著抗風險能力低下。接下來就要看歐美各國領袖的領導能力,以及民主社會能否展現其體制的優越性了。

(作者為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