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千里論壇13日登場,前台大校長管中閔(右起)、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楊榮文、前外交部長林永樂及台大政治系教授徐斯勤就兩岸關係及國際情勢深度對談。(范揚光攝)

(一):我、中華文化、台灣

幾個月前,我的太極師父發資訊提醒他所有的弟子,3月3日是太極守護神真武大帝(有時也稱玄帝)的誕辰。在那一天,我們應該祭拜祈禱。

身為一名天主教徒,我沒有把它當神明崇拜,但我願意尊崇他為一個很久以前在武當山生活的非凡歷史人物。我屬於南華派,南華派的宗師沈保和,也是我的太極師父,他是新加坡人,目前在昆明生活。他在全世界有幾千名弟子,其中有許多是台灣人。在台灣,我們輩分最高的太極大師是葉明憲醫生,是慈濟基金會的醫生。

2015年3月,沈師父召集許多弟子到台灣,一起學太極。我們住在台灣道教總廟三清宮。我記得戶外有一座很大的老子像。當天是重要節日,三清宮是台灣所有道觀之首,全台的道觀都派代表團、各自帶著自己的神明到這裡來祭拜。一整天,我們都聽到敲鑼打鼓和爆竹聲。

將中華文明凝聚起來的不止是歷史以及諸如道教和佛學的宏大哲學理念,而是在華人社群裡日常生活中的信仰,不只是在海峽兩岸,而是在全世界。

在東南亞各地都有類似於福建、廣東、海南、台灣有的媽祖廟、大伯公廟。我們慶祝一樣的節日,比如春節、中元節、中秋節。食物也是華人文化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我認識的大多數華人,在出國三四天後,都會渴望吃米飯和麵條。

在華人文化中,對家庭與宗族的忠誠以及對國家的忠誠之間,永遠存在緊張。「家國」的概念被視為理想,但是正如孫中山提醒我們的,中國人可以是一盤散沙。然而,即使在中國四分五裂,華人分散在世界各地組成散居社群,哪怕他們存在內部分裂,一個普世性的華人大家庭概念,還是根深柢固。在我個人的主觀印象中,其他筷子民族如朝鮮族和日本人,在海外生活了一兩代人後,他們的認同就不會像華人那麼深,越南人大約在日韓民族和華人之間,或許反映了越南曾長期受中國統治。

在東南亞,海外華人的自我認同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政治難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現到本地華人社群分裂的效忠,使它的外交政策複雜化,因此鼓勵海外華人取得在地公民權並效忠所在國。中國總理周恩來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然而,泰國、緬甸、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當地的共產黨組織,有許多有很高比例的華族黨員,中國共產黨與這些在地共產黨的牢固聯繫,在很長的時間都導致人們懷疑中國干預這些國家的內政。在整個蘇哈多時代,印尼禁止漢語,許多印尼華裔被迫採用印尼文姓名。

中華民國對海外華人有更強的責任感,東南亞的海外華人可以輕易取得台灣的公民權,台灣也對來自香港、東南亞和其他地方的華人,頒發大量獎學金讓他們在台留學。

台灣——新加坡的老朋友

新加坡人口中有四分之三是華人,我們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國語是馬來語,共同語言是英語,但許多華人說漢語和中國南方方言。我人生中的頭幾年只會說潮州話,母親一輩子和我說的唯一語言就是潮州話。她在中國出生,19歲時在潮安和我父親結婚後來到新加坡。但我們政治上的效忠物件是新加坡。許多新加坡人把中國大陸和台灣視為同屬一個中華民族,兩邊都如同親人。我經常說新加坡不是這個華人家庭的一員,而是一個親戚。我們的年輕軍人在台灣受訓,他們可以強烈地感覺到這份親屬之情。甚至是在台灣受訓的非華族新加坡人,即使他們可能和台灣當地人有溝通困難,也可以感受到這一點。

正是這份親緣,讓蔣經國和李光耀之間產生了很強的友誼聯繫。蔣經國比李光耀年長13歲,他希望看到一個華人占多數、剛獨立不久的新加坡能夠成功。允許大量新加坡士兵在台灣全島各地受訓,穿著沒有徽章的中華民國軍人制服,是一個非凡的決定。曾有一次,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們形容李光耀是「老朋友」時,他對新加坡基層領袖說,台灣是更老的朋友。李光耀很早的時候,就用心思地告知蔣經國,一旦新加坡和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中華民國在新加坡的國旗和國徽就得取下來。這也是為什麼,這個變化在1990年發生時,並沒有出現什麼爭議。

在我們獨立初年,台灣也派軍官來協助培訓新加坡空軍和海軍人員。當我在1980年從陸軍調到空軍時,我的頂頭上司是一個台灣的空軍軍官傅純顯,雖然他在中華民國空軍的軍階更高,但是為了融入,他接受了新加坡空軍部隊一個較低的軍階。在我們建國初期,好些幫助我們的中華民國高級空軍和海軍軍官的情況都是如此。

傅純顯是一位紳士,出生在山東,因為是第一名以響尾蛇飛彈擊落中國大陸米格戰機的中華民國空軍機師而為人所知。有一天,他告訴我,他要用他的新加坡護照申請到山東探訪,希望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新加坡商務代表處,也就是新加坡和中國建交前實質意義上的大使館,不會知道他的背景。一點機會都沒有。他們細緻地知道他的背景,並表示願意協助他,甚至要在他抵達家鄉時在當地安排一個歡迎活動。他禮貌地拒絕了這個安排,選擇以低調、私人的方式回鄉。他的體驗不錯,之後也不時回山東。幾年前,他在洛杉磯逝世了。

我母親和祖父來自中國潮汕地區,祖父在毗鄰新加坡的馬來西亞半島南部柔佛州種植橡膠致富。他用他的財富在潮安庵埠縣買了土地,成了村裡算是有些地位的富農。當他在1937年去世時,我在柔佛出生的父親回去參加葬禮,當時他21歲。根據當地習俗,他可以在百日內結婚,否則要守孝三年。我母親、也是潮安人,成了他的新娘。一個月後,七七盧溝橋事件爆發,日本正式入侵中國。他們匆匆趕回南洋,之後許多年都不能再去探訪潮安,直到1978年鄧小平在中國啟動了改革開放的政策。

我在1983年隨著父母第一次到訪中國大陸,我的外祖父母當時已經90多歲,那次以後,我帶妻子和四個孩子去探訪祖上的村子和紀念祖先多次。其中有一次,我們搭小船到南澳島,瞭解到在1918年的一場地震後,許多潮州人移居到台灣,在當時台灣屏東已經有一個以潮州鎮為中心的本土潮州社群。

(二):我、李光耀、蔣經國

我是在1976年第一次到台灣,當時我22歲。自英國劍橋大學畢業後,我到喬治亞洲奧古斯塔接受美軍訓練為一名信號官。我接著被派到檀香山的美軍第25步兵師去浸濡兩個星期。在檀香山期間,我到中華民國領事館去申請到台灣的簽證,在當年,除非得到特別許可,否則我持有的新加坡護照不能讓我們到中國大陸或台灣。台灣領事館非常理解我的處境,在另外一張紙上批給了我簽章。

在抵達台北機場時,我跟一個海關官員有段不愉快的經歷。他注意到我用來裝小物件的一個老舊鬧鐘盒子上印有「中國製造」幾個字,他就草率地扔了。我的同一個行李箱裡,還有被撕掉封面的英語版毛澤東選集。幸好他沒看到那些書,否則我就要接受審問,或者更糟的待遇。到了台北後,我見到我的親戚,她嫁給了一名我聽說家族和國民黨高層有聯繫的台灣當地紳士。晚宴上,一名服務員絆了一下,把一些茶還是湯撒到了一個客人身上。在她怯生生地道歉並退下後,坐在他身邊的人告訴他,他應該打她,而且用手勢展示。我驚呆了,一直沒有忘記這件事。這很可能只是一個孤立事件,我不應該把它看成普遍的情況。

後來,當我瞭解到二二八事件後,我的記憶回到1977年我的首次台灣之旅。台灣在戒嚴時期是壓抑的,在當時的政治和經濟情況下也許是必要的,但它也催生了民主進步黨。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好些西方評論人也認為是壓抑的。到今天,圍繞二二八事件所發生的事在台灣仍備受爭議。為了促進和解,1997年,在解嚴10年後,2月28日被定為「二二八和平紀念日」,作為公定假期。但,就像中國大陸的好些事件,傷口癒合需要時間。

1970年代的台灣明顯比新加坡貧窮。1977年當我第一次在進行台灣恒春軍訓時,我們的阿兵哥買了各種各樣的廉價台灣產品,包括被單和其他紀念品。在那些年裡,台灣經濟大踏步快速前進,在很短時間裡,台灣產品對這些阿兵哥來說不再便宜。1980年代中期,我以上校身分到訪台灣,拜會了一些高級的中華民國將領。我瞭解到,晚宴上的金門高粱的品質取決於宴會主人的軍階,四星上將招待的金門高粱,隔天不會讓有我宿醉的感覺。

星台關係

楊榮文夫婦拜訪前外長錢復,談及當年錢復訪問新加坡會見李光耀的往事。(圖/徐宗懋提供)

因此,當我出任新加坡政府部長時,我對台灣已經有一定程度的熟悉感,並對這個島和這裡的人民有感情。我們也部分受到了李光耀的影響,他每年都必須訪問台灣。在台北與蔣經國見面後,副總統李登輝會陪著李光耀到台灣的不同地方。李光耀知道蔣經國準備取消戒嚴,並引入民主選舉。我記得李光耀跟我們說過,不論到時我們是否與北京有外交關係,當那一刻到來時,他都必須出席蔣經國的葬禮。

當新加坡和中國在1989年左右進行建交談判時,我們和台灣的獨特關係成為一個突出問題。1976年5月,當李光耀訪問北京時,華國鋒曾建議新加坡武裝部隊改在海南島受訓。那是不可想像的。新加坡當年的立場是:直到印尼和中國的關係正常化,我們不會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中國明白新加坡的國防需要,我們與中國是在1990年建交。在新加坡和台灣的關係上,我們瞭解到,鄧小平介入,讓新加坡成為一個特例。

亞太經合組織1989年在不包括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的情況下,在坎培拉啟動。所謂的「三個中國」課題在坎培拉以及繼後在1990年的新加坡會議中,都進行了不少討論。在1991年首爾的會議上,達成了APEC將作為一個經濟體間的會議,不展示國旗或國徽的協議。和其他成員一樣,大陸由外交和貿易部長代表,而香港和台灣則只會由貿易部長或經濟部長代表。我清楚地記得1992年在曼谷的會議中,中國是由李嵐清代表,香港是周德熙,台灣是蕭萬長。在一個非正式的午餐上,李嵐清、周德熙、蕭萬長和我,在沒有任何預先安排的情況下,在自助餐台上拿了食物就坐在一起,我感覺自己好像是個加入和家裡人一起吃飯的親戚。我已經記不起當時談話聊了什麼,但我忘不了那次小聚會的涵義和感情。那一年,大陸和台灣之間達成了「一個中國」共識,為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鋪平了道路。今年正好是會談的30周年紀念。

當我是新聞通訊部長時,孫中山在新加坡居住過很多次的一個老別墅「晚晴園」,在1994年被列為國家古蹟。在這座別墅裡,中華民國的第一面國旗由別墅的主人張永福的夫人縫製出來,張永福是新加坡國務資政張志賢的曾伯公。也是在這座別墅裡,孫中山1906年成立了同盟會南洋支部。我也自豪地說,我妻子的曾祖父何心田,是其中一位創始會員。何心田獲得孫中山頒授的兩個獎章,現在由我保管,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到我家吃晚餐時,我曾展示給他看。

晚晴園——孫中山南洋紀念館在2001年由李光耀主持開幕。對孫中山,李光耀寫下:「一個人改變了中國」。院子裡有一塊巨石裂成兩半,在院子裡遙遙相對。其中一塊上面有辜振甫手書的「仁心果」,這是chiku果的中文名字,是孫中山在南洋喜歡吃的水果之一。這個水果被選中,因為果肉是紅褐色的,好像人的心臟顏色。另一塊上面是汪道涵寫著「烈士樹」。辜汪會談當年在舊海皇大廈舉行,聯合早報最近在回顧「辜汪會談」30年時刊登了一張當年的照片,相框裡是舊海皇大廈的照片,上面有台灣海峽兩岸會談參與者的名字。在改變了全世界華人命運的1911年辛亥革命中;在抗日戰爭中——1942年日本皇軍佔據新加坡時,新加坡人也付出慘重代價;在海峽兩岸尋求和平統一的努力中,新加坡都扮演了顯著的角色,身為新加坡人,我為此感到自豪。

(三):我、李登輝、陳水扁

1994年,李登輝接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專訪,形容自己是帶著人民走出埃及的摩斯。在訪問中,他描述了台灣人的痛苦,並暗示台灣人和中國大陸的中國人屬於不同的民族。當李光耀知道這個訪問時,他很受困擾。不久後,我陪同李光耀訪問台灣。會見在台北市外的大溪高爾夫球俱樂部進行,李光耀和李登輝說話時有一種戒心,他有種不祥的預感。國民黨元老如郝柏村對李登輝那次採訪很不高興。我在那次行程中和郝柏村打高爾夫球,他打出來的球短而準。儘管下雨了,他還堅持繼續打。聽到雷聲看到閃電,我感到不自在,但郝柏村鎮定自若,說這讓他回想起戰爭年代。對他這樣的人來說,中國大陸和台灣都屬於一個中國,提出不同的說法是匪夷所思、難以接受的。

1995年,李登輝到訪他的母校康乃爾大學,引發了1996年的台海危機。1999年,我以貿易與工業部長身分到訪台灣,也拜會了李登輝。在談話中,我表達了對於日本部長們參拜靖國神社的顧慮。李總統說他們只是紀念戰爭中的死者,沒有什麼不對的。我當時不知道李總統自己的親兄弟也是靖國神社紀念的一名皇軍軍官。他給我了一本他的著作《台灣的主張》英文版,我在他卸任後讀了這本書,以更深入地瞭解他的想法和潛在動機。在他的書裡,他小心翼翼地承認了自己是炎黃子孫。

台灣社會在快速演變中。一個更年輕、對國民黨的歷史有較少認識與感情的世代,有不同的理想。2000年1月,我在台北代表歐陽瑞雄的公寓看到陳水扁當選總統的戲劇性時刻。當晚如果不是馬英九有說服力的領導作用,總統府外憤怒的國民黨支持者不會和平散去。但在其他地方,大多數的年輕台灣人歡慶這個結果。

新加坡雖然有清楚的「一個中國」政策,新加坡政府在台灣內部政治上也從來不選邊。我在擔任貿易與工業部長時,每年都和台灣的對應官員開會,當時大陸和台灣都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最後階段。根據世貿組織條例,個別關稅區可以協商自由貿易協定。我認為這是幫助台灣的一個方法。在2001年於上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上,我向台灣當時的經濟部長林信義建議新加坡和台灣在大陸境內的上海啟動自貿談判。當時的台灣總統是陳水扁,我草擬了幾句話,讓這個建議完全是非政治性的。林部長很積極和感激,但說他需要請示台北。一兩天後,他以一個大約一兩頁紙長的反建議作為回復。台北決定將新加坡的建議政治化,這就沒辦法談了。那一年,台北決定不要派代表出席在上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隔年,在台灣已經加入世貿組織後,林部長和我在新加坡再次碰面,我再次嘗試以低調的方式啟動談判,結果沒有成功。北京風聞我的打算,決定阻止。

在一個國際會議後,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長石廣生把我拉到一邊,告訴我如果我們繼續和台灣協商自由貿易協定,中國大陸就會停止和新加坡進行自貿協議談判。不幸的是,一個西方記者聽到他跟我說的話,那個記者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部長對我做出威脅,要求我做出回應。他說,他有責任報導他聽到的。我書面回答說,我不打算披露私人對話的細節,但強調在世貿組織條例下,個別關稅區有權利達成自貿協定。然而,由於中國大陸的協定對新加坡的價值更高,而且台灣也並不積極,我停止了促成和台灣的自貿協定的努力。有意思的是,好幾年後,當海峽兩岸關係大為改善時,是北京對新加坡發出信號表示我們應該跟台灣簽署自貿協定。這最終在2013年完成,叫「新加坡與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夥伴協定」或「ASTEP」。

2004-艱難的一年

在就任總理前,李顯龍在2004年7月非正式地訪問了台灣。雖然雙方都同意保密,但是台灣媒體大肆報導,每天都發頭條。這損害了北京的立場,也讓北京和新加坡在星台關係上的默契變得難以維繫。北京強烈反對、新加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急速下滑。這是我在2004年8月出任李顯龍內閣外交部長後第一件須要處理的事。

楊榮文夫婦拜訪慈濟證嚴法師。(圖/徐宗懋提供)

在那之前的一個月,我最小的兒子血癌復發,他需要骨髓移植,而即使有了骨髓移植,他的生存機會也少於10%。他有一個姐姐兩個哥哥,每個人的骨髓和他匹配的機率是50%,不幸的是,沒有一個人的骨髓與他匹配,我們找了在新加坡的骨髓登記,沒有匹配的,我們到香港找,還是沒有匹配的。最終,通過慈濟基金會,我們在台灣找到了一個匹配的,捐獻者黃啟川來自海岸衛隊,也是慈濟的成員,他馬上答應捐出骨髓。他在全身麻醉的情況下,左右兩邊的髖骨以大針抽出了一可樂罐的骨髓。之前的一個星期,他被注射了一種藥物來刺激骨髓生成。這個舉措並非沒有風險。新加坡的台北代表處和台灣外交部協助骨髓移植,骨髓由時弘的新加坡腫瘤醫生從台北機場送到美國,確保這個珍貴的運載品不會經過X光檢驗,我的兒子在美國等著這些骨髓,他自己的骨髓在孟菲斯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被毀掉了。我通知我的老朋友、當時的桃園市長朱立倫,他馬上代表我送禮到慈濟基金會表達我的感激。

(四):我的兒子是台灣人

楊榮文夫婦拜訪慈濟證嚴法師。(圖/徐宗懋提供)

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和新加坡恢復關係,但是它要新加坡採取第一步。我要求在中國外交部長李肇星和我都到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和李肇星見面。一個秘密會議的日期定下了。我到了紐約市,發表了演講,再飛到孟菲斯去看我的兒子和家人。我妻子早前帶了我們的所有四個子女和她母親到孟菲斯,只留下我一個人在新加坡的家中。我的心情很沉重。見到我的朋友告訴我,我看起來很憔悴。

在聯合國大會上,我做了一個演講重申新加坡的「一個中國」政策。因為就要和李肇星見面,我決定在那次發言中說這一點。在紐約進行遊說工作的台灣外交官很憤怒,並給我取外號。當媒體問到時,我表達難過之情,也說我們珍視和台灣人民的關係。我沒有告訴媒體,當時是台灣在幫忙救我的兒子。在孟菲斯之後,我飛回紐約去和李肇星會面,他要求新加坡尊重中國大陸在台灣的核心利益,我強調我們已經這麼做了。事實上,我在聯合國大會上說得清清楚楚了。不過,我也回他,我們也要求大陸尊重我們在台灣的核心利益。慢慢的,雙邊關係在隔年恢復,而新加坡沒有改變對台灣的立場。

在聖裘德兒童研究醫院收治我兒子的醫生是裴正康。他來自在唐朝時期就出過許多著名官員和名將的裴家。裴醫生在香港出生,在國立台灣大學完成醫學學位,之後到美國,並成為了世界上治療兒童血癌的第一專家。他告訴我,他永遠都感激台灣給他提供醫學教育。我的家人在孟菲斯生活了九個月,裴醫生讓當地的台灣人社群協助照看他們。

我兒子用了一年時間才完全康復。在那期間,醫生們在沒有通知我們的情況下,問捐獻了骨髓的黃先生,如果需要的話他是否能提供更多骨髓。他毫不猶豫地說好,還有血液,如果有幫助的話。

從2004年到2011年,作為外交部長,我沒有到訪台灣。不能親自去對慈濟表達謝意讓我內心不安。當我在2011年的大選中失去國會議席時,我腦海裡浮現的第一個念頭是要帶妻子和兒子到台灣。6月,我和妻子帶著我們的兒子到花蓮去感謝證嚴法師。她是一個聖人。慈濟的程序不允許捐獻者和骨髓接受者認識對方,以保護他們彼此。我們要求特別批准我們見一見捐獻者,因為已經過了七年,而且捐獻者自己也是一名慈濟人,她不再拒絕。會面安排在台北,由於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已經邀請我共進早餐,我不能和妻子和兒子一起會見捐獻者。直到2015年,當我在台北發行第一本書時,才親自見到他。

在台北,我們拜會了總統馬英九、副總統蕭萬長和行政院長吳敦義。對他們每一個人,我都驕傲地介紹,我的兒子在血緣上是台灣人。確實,他從捐獻者身上得到了O型血型,我是AB,我的妻子是B。

時弘現在29歲了。他從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醫科畢業,也剛剛在英國當了兩年初級醫生。我們星期天到台北的第一件事就是坐車去花蓮,拜會證嚴法師和見了捐獻者。他們很高興看到時弘。

楊榮文參觀「徐宗懋圖文館」,對每件文物都仔細觀賞。(圖/徐宗懋提供)

現狀不可持續

作為一個與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有血緣關係的華人,一個獨立台灣的概念是難以接受的。然而,我能明白為什麼許多台灣人不希望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台灣的生活方式是吸引人的。台灣社會的不同面相反映了台灣在日治時代的殖民經驗,就像新加坡至今還反映出我們從英國繼承的許多。在他的書裡,李登輝暢談他對日本文化的親近感。對我來說,這跟李光耀對英國文化的親近感沒有多大不同。許多新加坡人喜歡到台灣旅遊。台灣有種和中國大陸和香港都不同的特質,如果台灣失去它的獨特性,會很可惜。

出於對台灣歷史的一點瞭解,我能明白對舊國民黨政府戒嚴統治的反感。許多台灣人不會要那種經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替代。民主進步黨黨綱的第一條表明它的宗旨是「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這反映了民進黨的理想,即使陳水扁和蔡英文這兩任民進黨總統就職時都是在中華民國憲法上宣誓。因為希望台灣有朝一日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大概也是為什麼「一個中國」政策對他們來說不可接受的原因。

這個現狀是不穩定和虛幻的。台灣在1894年的戰爭後,由日本從中國手中奪走。1943年11月,蔣介石委員長和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在開羅見面。在《開羅宣言》裡,台灣是要歸還給中國的。這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中被確認。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打敗了中國國民黨,台灣是因為美國的介入才能維持分離的狀態。大陸和台灣在南海和釣魚台的問題上,持有相同的立場不讓人意外,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在憲法上的主權訴求都涵蓋整個中國,雖然他們對南海主權爭議採取了不同的處理方式。

對於確保台灣維持分離狀態,美國的角色當然是眾所周知,但當我在2015年和前行政院長蕭萬長訪問金門時,這還不很明顯。嚴苛的現實是,台灣只有在美國的支持下才能維持和中國大陸分離的狀態。1979年,美國承認北京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意味著後續的美國政府維持台灣分離狀態的實質立場,違反了二戰戰勝國在開羅和波茨坦所同意的結果。美國能維持這個現狀多久,取決於美中的相對軍事力量對比,以及台灣人民在中美關係地緣政治棋局上扮演一枚棋子的意願。

在那個棋局上,台灣是圍堵解放軍海軍與空軍第一島鏈的關鍵部分。台灣的領導人們和人民知道,美國對台政策的形成,不是出於愛台灣人,而是因為台灣是用來對付中國大陸的一枚重要棋子。它是美國的軍火企業的好生意。當川普當選為總統時,他解釋說,台灣購買數以十億計美元的軍事設備,是他接蔡英文總統祝賀電話的理由。許多西方政治人物在幾乎不瞭解台灣地理、更不要說歷史和文化的情況下,表達他們對台灣的支援。我想台灣即使不是所有人,也有許多人意識到,美國支持台灣的唯一理由不是因為台灣是民主政體,而是為了讓大陸得不到台灣這個打不沉的航空母艦。

(五):現狀不可持續,時間不在美台這邊

台灣的領導人們和人民不能影響超級大國競賽的更大態勢,但他們能決定自己有多大的意願在這個競賽中被利用。現狀看起來或許有吸引力,但這是不可持續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的相對實力在往對中國有利的方向調整。到了2050年,即使把很大的不確定性納入考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體量還是會明顯地大於美國。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均收入達到美國的一半,中國的經濟體量就會差不多等於美國和歐洲之和。美國今天佔優勢的軍事實力,部分是通過美國發行美鈔償還債務的能力來資助,這其實是對全世界抽稅。一旦美元失去了這個地位——這個局面因為美元的武器化而變得比過去更為可能,美國要維持軍事優勢會更為困難。到時候,美國人民就要在槍枝和黃油之間做選擇。

李光耀看到這個趨勢不可避免,一直呼籲台灣領導人和中國大陸談判,寧早勿晚。早點談判,台灣可能為自己爭取到一個更好的結果。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下,這當然是困難的,因為建議和解的政黨會被指責為賣台。說維持現狀會較為容易,但是現狀實際上是不可持續的。不獨、不武、不統只是把問題推遲,因此選擇是嚴峻的。廣義而言,就是二元選擇。台灣可以繼續抓住現狀,期待有一天大陸會發生一些事情,導致統一變得不必要。或者台灣可以努力推動與大陸漸趨一致,使之成為一個和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同的未來中國。

讓我更詳細地探討第一個情境,也就是維持現狀直到台灣有機會獨立。不管台灣的軍事力量有多強,即使美國對台提供最先進的軍事設備(美國其實絕對不會這樣做,因為美國害怕核心軍事科技會被中國大陸取得),台灣都不可能單靠自己就在與中國戰鬥。大問題是,美國會不會派出自己的空軍、海軍、海軍陸戰部隊和陸軍介入。如果美國這麼做,它就是實質上和大陸交戰。在對大陸的戰爭中,台灣只是一個在需要時可以被犧牲的棋子。烏克蘭戰爭就說明了這一點。美國不希望在烏克蘭直接和俄羅斯部隊交戰,因為這會使烏克蘭戰爭變成北約和俄羅斯之戰。結果,最大的代價、尤其是人命傷亡是由烏克蘭人承擔。經濟制裁在一定程度上讓俄羅斯受損,但是只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維持和俄羅斯的經濟聯繫,經濟制裁就不足以讓俄羅斯戰敗。

美國不可能憑常規部隊就在圍繞台灣的戰爭中戰勝中國大陸。中國大陸現在有能力以高超音速導彈擊中和毀滅美軍航空母艦。外洩的美國情報報告指出,今年2月中國成功測試了一個搭載高超音速滑翔武器的東風-27彈道導彈飛行了幾千公里。也就是說,即使關島都可能受到攻擊。

為了要勝出,美國必須威脅對大陸使用核武器。這個威脅只有當美國能不讓大陸有第二次反擊能力才會有效。相較於美國有幾千枚洲際導彈,中國有幾百枚。路基洲際導彈即使放在高速火車上或藏在隧道裡,都可能在第一次打擊中受到攻擊。中國大陸唯一可靠的反擊能力是來自在南中國海的戰略潛艇。這些潛艇正被追蹤,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成立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澳洲的攻擊潛艇能追擊它們。面對這樣的威脅,大陸的回應是快速增加軍火庫裡的洲際導彈,比如說,到2000枚。在新疆建設導彈發射井,暗示導彈發射井的數目可能多於導彈,以確保美國的第一次打擊不能毀滅中國大陸所有的洲際導彈。即使中國大陸大多數的洲際導彈都被擊毀,剩下的也足以毀掉主要的美國城市。與此同時,就像1960年代蘇聯是威脅時那樣,中國據報又在建設地下城。

這都意味著,在大約10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大陸就能確保自己有反擊能力。到時,美國就無法肯定能在圍繞台灣的戰爭中,在軍事上勝出,也不能用核打擊威脅到中國。當然,美國不會介意台灣人和大陸進行一場有限的戰爭,前提是美國不直接介入,就像烏克蘭今天的情況。我懷疑台灣人民會希望台灣成為另外一個烏克蘭。那麼,與歐洲和日本聯手對大陸採取經濟戰呢?和俄羅斯相比,中國大陸在經濟制裁中受威脅的程度較小。中國大陸也能對美國、歐洲和日本造成實質性的經濟損害。大陸手上的經濟牌比今天俄羅斯有的多許多。我們可以確信,大陸已經仔細分析了美國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祭出的經濟制裁,並已經在進行防禦準備。

簡而言之,把台灣的未來寄望於維持現狀能最終為台灣開出一條路,像李登輝所說的「出埃及」、變獨立,是極其高風險的。大陸有可能無限期接受這個現狀而不採取軍事行動嗎?這是不現實的。一旦大陸得出結論:美國阻擋不了統一,它就會加大對台灣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壓力。

簡而言之,基於美國會用武力阻擋統一來規劃台灣的未來是不明智的。我相信,時間不在台灣這一邊。

第二個,意味著在一個長時間的轉型階段後,兩個對等實體的融合。如果大陸知道一段時間後的終點是統一,那麼維持某種現狀多年對大陸來說就是可以接受的。這也唯有在雙方都誠心誠意努力推動漸趨一致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這還包括讓兩邊的人民都做好心理準備。雙方都需要作出妥協。可以肯定的是,兩邊的社會都在變化中。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二十年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二十年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會和今天非常不一樣。

2015年,習近平主席做了一個重要的舉措,以對等方式在新加坡會見馬英九總統。當時習近平就職相對而言還不算久,他在2012年10月才接任中共總書記,在2013年3月接任國家主席。他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一場殊死鬥爭。儘管如此,他做了這個對自己個人並非無風險的政治動作。在會見時,習近平和馬英九互稱對方為「先生」。他們在香格里拉酒店晚宴上的對話是感人的。習近平在他的開場白中說:「不管兩岸同胞經歷多少風雨,有過多長時間的隔絕,沒有任何力量能把我們分開。因為我們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當前,兩岸關係發展面臨方向和道路的抉擇,我們今天坐在一起,是為了讓歷史悲劇不再重演,讓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成果不得而復失,讓兩岸同胞繼續開創和平安寧的生活,讓我們的子孫後代共用美好的未來。兩岸雙方應該從兩岸關係發展歷程中得到啟迪,以對民族負責、對歷史負責的擔當,做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選擇。我們應該以行動向世人表明,兩岸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決好自己的問題,並共同為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繁榮作出更大貢獻。」

在他的開場白中,馬英九說:「此刻,我和習先生相對而坐,共聚一堂,在我們背後的,是兩岸分隔超過一甲子的歷史;在我們眼前的,是這幾年來,雙方致力『以對話取代對立、以和解替代衝突』的成果;在我們手上的,是永續和平與繁榮的目標。此時此刻,海峽兩岸正大聲向全世界宣示鞏固台海和平的決心,以及促進區域和平的訊息。」馬英九最後以北宋大儒張橫渠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總結,呼籲台灣海峽兩岸人民一起努力,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中華民族開創更和平燦爛的未來。

我當時在郭氏集團,問到誰給晚餐結帳。我被告知是準確的50/50平分。馬英九帶了金門高粱,習近平帶了貴州茅台,烈度也不相伯仲。

習近平的動作其實是為著蔡英文總統而做的,因為馬英九即將卸任。蔡英文當選後、在她就職前我到台北拜會她。她告訴我中華人民共和國態度不積極,但是當我說到,習近平剛在新加坡開了一條路給她,她沒有回應。我相信原因是要用那條路,需要她接受「一個中國」共識,這對她和許多民進黨的支持者來說,都是不可接受的。

(六):兩岸關係需要創造性突破

1992年達成「一個中國」共識時,每一方都能自己詮釋「一個中國」的意涵。中國大陸沒有要求台灣接受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當時存在一種疑慮,認為「一個中國」共識只是把台灣引誘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圈套的誘餌。基本上,阻擋「一個中國」共識被接受的不是文字的表達方式,而更多是因為不信任。

我們需要一個創造性突破來給年輕台灣人希望。當我是嘉里物流主席時,我好幾次到台灣的嘉里大榮物流去看我們的台灣同事。一天早上,我在一個倉庫探訪司機,看到他們在運動後進行軍事化的步操。我意想不到的是,領頭的轉過來向我報告,我憶起早年的部隊生涯,匆匆回以一個軍事敬禮。我被告知,晨操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遺留做法。雖然我們在嘉里大榮物流有許多有能力的青年男女為我們工作,我知道他們的薪酬明顯低於香港和新加坡的同等職工。當台灣沒有更清楚的長遠未來,台灣政府和台灣商人很難有長遠的思考與規劃。在所有社會都一樣,人們最重要的是要對未來有希望。有了希望,他們可以承受一切的不確定和艱辛,這是台灣非常需要的。但這也必須是有現實意義的希望,不是虛假的希望。如果希望是建立在諸如台灣獨立可能性的幻覺之上,它會導向悲劇。當一個美國政客說如果中國入侵台灣,美國就會轟炸和毀掉台積電,我在情感上反感,但是在理智上,我明白這句話的邏輯。

我不能介入一個家庭糾紛。但作為一個親戚,我希望你們能允許我分享一個看法。就說台灣對「一個中國」的詮釋是一個中國人的邦聯Commonwealth。(中國大陸的翻譯是聯邦,台灣要用邦聯Confederation)。之前,不同版本的概念都被提出過。中國大陸不應該反對。台灣有權利對「一個中國」做出自己的詮釋。在周朝時,春秋戰國年代的王國實際上是相當自主的。周朝都城洛陽,有九個鼎。當秦用武力統一中國時,九鼎遺失了,秦始皇展開全面搜索都找不到。我願意把台灣想像成一個分開了的、珍貴的鼎,它使其他八鼎圓滿。如果反大陸的台灣人決定毀掉自己的鼎,這既讓人難過,也是災難性。

冰島可以說是擁有歐洲最古老的民主政體。很多年來,冰島的議會,叫阿爾庭,沒有行政部門。冰島的部落每年在裂谷見面,制定共同的規則和解決糾紛。在每次會議後,他們分散到各自在島上的不同角落,但還是以不同方法和彼此互動。無可避免的,有一些分歧和衝突的解決要等到在下一次阿爾庭召開。

瑞士在舊瑞士聯邦時期也有相同的開端。直到今天,瑞士的治理依然相當去中心化,落到各州。也許中國人的邦聯可以是大陸和台灣定期會面,為他們的互動制定規則、解決糾紛,可以在一個較長時間裡沒有一個總體的行政部門。行政整合的幅度要一步一步引入,需要什麼功能領域取決於待化解的具體課題,以及雙方互信的程度。雙方都需要調整他們對年輕世代的教育,以預備在和平、相互尊重和共同歷史的基礎上趨近。這個中國人的邦聯需要多長時間才能演變為「一個中國」,這個「一個中國」的性質會是什麼,沒有人能在今天就預見到。然而,未來不會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一個中華民國,就只有中國,也是完全可能的。

請允許我更進一步,分享一個概念讓台灣的主要政黨考慮,是否以某種方式將這個中國人邦聯的概念納入它們的黨章。在現有的黨章中修改既有的文字可能太困難了。但是,加入一個前言,作為讓這些黨章跟上眼前情況和未來希望的方法也許是可能的。一個更團結的台灣會比分裂的台灣,能更好地與大陸協商。當台灣人民投選他們的地方和中央政府時,他們的主要關注是生計,而不是有關「一個中國」共識含義的抽象理念。台灣政黨之間對於「一個中國」共識的意涵有寬泛的認同,會強化台灣和大陸的協商立場,提升一般台灣人的福祉。

我記得我的老朋友朱立倫去年在美國說,1992年的共識是兩岸間的「創造性模糊」,是「沒有共識」的共識。朱立倫因為這個說法而被批評,但是他所說的反映了現實。這讓我想起《道德經》的第二句,名可名非常名。在台灣,需要對「一個中國」共識有足夠的共識,但又不能過度精確,因為模糊能為未來開出一條路。那個未來,才會成為有希望的未來。

除了一個導向最終和平統一的漸進式過程,作為親戚的新加坡並不期待更好的結果。因為替代的局面就是不可避免的戰爭,那將會是悲劇,不只是對台灣和大陸而言,對新加坡和全世界也是。今天,我不代表新加坡發言,而是代表我自己,一個受倒台灣許多恩情的新加坡人,他最熱切的期望就是台灣人民能世代享有和平和繁榮。

(作者為新加坡前外交部長,此文為作者應邀在「亞太千里論壇」的演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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