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澤東(左)於北京歡迎赫魯雪夫到訪。(摘自網路)
雲南昆明市「人民公社」主題餐廳,服務員統一身穿「大躍進」時期綠色軍衣。(本報系資料照片)
1958年「大躍進」期間毛澤東(右)與貼身醫師李志綏。(本報系資料照片)
毛澤東晚年丕變探祕

 實際上毛澤東「大躍進」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慘重損失和災難超過「文化大革命」。

 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國民經濟「大躍進」,與8年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晚年給黨和人民造成嚴重損失和巨大災難,產生深遠影響的兩個最重大的事件。兩者之間又有一脈相承的密切關聯。正是「大躍進」在政治上產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埋下「文化大革命」的種子。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沒有「大躍進」及其災難性的後果,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至少不會有那個樣子的「文化大革命」。

 個人集權體制產物

 人們常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大瘋狂的年代,其實建國後第一個大瘋狂的年代是「大躍進」。只是「文化大革命」的大瘋狂主要是在政治領域,「大躍進」的大瘋狂主要是在經濟領域。「大躍進」作為建國後左禍的第一個高峰,它的發生是毛澤東好大喜功,將脫離實際的主觀願望乃至主觀幻想強加給全黨、全國人民的結果。因此從根本上來說,它是毛澤東個人集權體制的產物。

 「大躍進」的發動,從毛澤東個人來看的深層次原因,是急於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強烈願望。自從史達林逝世後,毛澤東就認為在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和世界共產黨、工人黨領袖人物中,他在資質、能力、水準、功績、影響上都高出其他人一籌,蘇共領導赫魯雪夫等人統統不在話下,只有他能遞補史達林留下的空缺。

 毛澤東這種思想,在1957年他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有充分表現。在整個會議期間,毛澤東猶如「鶴立雞群」,處處表現出傲視群雄,與眾不同的身分和地位。11月18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發言,發言者都是登上講台站立著面向大家講話,毛澤東卻堅持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即席講話。藉口是前幾年患過一次腦貧血症,站立講話不方便。其實這年夏天,他還在中南海游泳,怎麼會不能登台發言呢?他執意這樣做,是意在藉此顯示自己的身分與眾不同。

 會議後不久,赫魯雪夫就做出判斷,毛澤東是「想當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人。」但中國的經濟落後國力不強,使毛澤東當國際共運領袖的願望力不從心。正像他在莫斯科會議上勸波蘭共產黨領導人哥穆爾卡時所說:「蘇聯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

 為了儘快實現當國際共運領袖的願望,毛澤東急切地要把國力搞上去,要打破常規,以「大躍進」的速度實現國民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使中國成為世界一流的經濟強國。毛澤東認為這是完全能夠做到的。因為自農業合作化運動後,毛澤東被一系列表面的勝利沖昏了頭,認為群眾中蘊藏著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和熱情,只要激發調動起來,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

 「大躍進」的災難何以釀成,本是再清楚不過的。但自60年代以來權威的說法卻是由於「連續3年特大自然災害」,將災難主要歸咎於客觀。這種說法一直主導著社會輿論,至今主流媒體仍把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稱之為「3年自然災害時期」。

 事實真相如何?1998年《方法》雜誌第3期發表的上海學者丁輝撰寫的長文《風調雨順的3年:1959至1961年氣象水文考》,利用氣象專家編製的1895至1979年全國歷年旱澇等級資料中120個水文站資料,得出全國平均指數,認為「不論與其他任何災年或是常年比較,1959至1961年3年災害時期,全國的氣候都可以說是天公作美,甚或歷史上的最好時期。」事實再清楚不過了,「3年特大自然災害」云云,不過是為掩蓋主觀錯誤而製造的歷史煙幕和託辭。

 實際上毛澤東「大躍進」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慘重損失和災難超過「文化大革命」,是建國後中國人民遭受的最大浩劫,因為它奪去了3700多萬無辜百姓的生命!只不過為「大躍進」買單的主要是中國的普通老百姓,特別是處於最底層的中國農民,為「文化大革命」買單的占很大比例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各級官員和幹部,不同的話語權決定了二者反差較大的歷史定位。

 猶抱琵琶承認錯誤

 「大躍進」接踵而來的災難並沒有使毛澤東及時醒悟煞車。直到1960年夏天,各方面的危機已使毛澤東捉襟見肘,「大躍進」實在搞不下去時,毛澤東才打算改弦更張。1960年6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寫下了《10年總結》,名曰總結建國10年的經驗,實為總結3年「大躍進」的教訓。毛澤東在總結中猶抱琵琶半遮面地承認:「我本人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並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

 看到毛澤東思想上明顯轉彎的信號,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才趁機提出調整的意見。至此持續的「大躍進」才正式煞車。(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