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之後,言論思想空間愈趨開放,「五四傳統」在台灣固然展現為百花齊放的圖景,卻也越來越納為學術體制的知識生產事業,不再是企圖做為與時代脈搏同步共應的「思想資源」了。

 任教台灣大學中文系多年的臺靜農,是眾所周知的知識/文化人,學術專業之外,書法、篆刻等等堪稱一絕。然而,身浴「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他,身處在「白色恐怖」的潛在桎梏,對於提攜過自己,誼在師友之間的魯迅,即便是在酒興醉酣之際,依舊絕口不提。「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與魯迅並峙的胡適,歸骨埋骸於台灣,自然是戰後台灣傳遞「五四火種」的起跑者。可是,這方薪傳空間,也逃脫不了黨國威權體制「魔掌」的控制,在台灣再度出版的《胡適文存》,凡是批判孫中山和國民黨的「不敬」之語,絕對「不合時宜」,非刪不可。只是,誰都料想不到,動手「閹割」《胡適文存》的,居然是胡適本人。

 挖掘本土五四重見青天

 一葉知秋。本來是豐富多彩的「五四」圖像,在戰後台灣的文化/言論界裡,顯然被有意而又無奈的塗抹擦拭。回首收拾台灣文化思想脈絡裡的「五四傳統」,既是台灣思想史的一頁轉折,也是反映台灣政治社會變遷的一面鏡子。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做為「五四」的具體里程碑,在此之後,與中國一水之隔的台灣,也嘗捲入「五四」掀起的怒濤裡。如「五四」的代表刊物:《新青年》刊布的文字,就陸續轉載於《臺灣民報》(例如吳虞的〈說孝〉);張我軍發表在《臺灣民報》上的〈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更深具將白話文學導入台灣的標誌意涵。可以說,一九二○年代台灣的新文化運動確實深受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可是,介紹「五四」訊息的《臺灣民報》,在台灣本土的銷數其實不多。可以想見,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蹂躪之下,殖民地台灣的「五四傳統」,未必可以建立雄厚的社會基礎,涓流不息。

 戰爭結束,台灣歸為中華民國版圖,懷抱壯志,遠行渡海而來擔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即倡言「台灣需要一個新的五四運動」,願將他的好友魯迅的思想和創作積極傳播到「寶島」。他的行動,卻遭遇到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方面發動的無數攻擊。許壽裳在台灣建立起「五四傳統」的企圖,更伴隨著他的莫名之死,歸為幻影。可以這樣說,早期台灣本土的「五四傳統」,是被學術工作者「發現」出來的。挖掘台灣本土的「五四傳統」,讓這幅思想圖像,重見青天,都是後來的事了。

 殷海光生命史「儀式」

 勢隨時轉。隨著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轉移來台,黨國威權體制竟在台灣陡然聳立,影響所及,幾如水銀瀉地。在這樣的嚴竣歲月裡,「五四傳統」則如足可和黨國威權體制意識形態相互抗爭的「思想資源」。

 正如做為一九五○年代起而批判黨國威權體制的代表性論壇《自由中國》,它的主要負責人雷震,深感黨國威權體制發動「孔孟學會」,聲言「孔孟學說,為我國文化根源」這等宣示的意義,不容小覷,於是邀請《自由中國》的主力寫手之一殷海光,表示「他們搞孔孟學會,我們還搞五四」。殷海光於是發表了以〈五四是我們的燈塔!〉為篇名的社論,倡言:「今後欲救中國於深淵,並沒有其他奇徑可走,還是只有實行民主採納科學」。

 其實,在每年五月上旬時分,固定發表以「五四」為題的文章,可以說是殷海光生命史的「儀式」,特別是在《自由中國》時代,自一九五七年起,他連續四年,年年都有闡述「五四」之作,或是竭呼重整「五四精神」,或是主張「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或是要求以「五四」為典範,「展開啟蒙運動」,持續推動為「五四」「招魂」的筆耕事業。待得一九六九年「五四」的五十週年之慶,他又發表了〈五四的隱沒和再現──為五四運動五十週年而作〉。四個月後,殷海光的生命史就畫下了句點(殷海光逝於一九六九年九月十六日)。自稱「五四兒子」與「五四後期人物」的殷海光,用他的生命,展現出戰後台灣「五四傳統」的一種典範:「借五四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將關於「五四」方方面面的研究與闡述,轉化為批判現實政治社會與文化思想處境的「戰鬥元素」,正如同殷海光不無感慨而又帶著希望訴說,「五四運動倡導『民主』及『科學』」,即便在現實裡完全落空,依然「有許多人不斷的追求」,所以它們「遲早可能有再現的日子」。

 對比於殷海光筆下詮釋的「五四傳統」及其可能影響,與現實威權體制站在一起,扮演「文化御林軍」角色的文人,不是沒有敏感度的。就如同在台灣時期長期任教於國民黨軍方教育系統,屢屢撰文宏揚「總理遺教」與「總裁訓詞」之「微言大義」,並批判「毛澤東思想」而不輟的任卓宣(他在一九三○年代的名字是葉青),便批評殷海光的〈重整五四精神!〉,斥責這篇文章的「作者不學無術,依據多年來五四文化運動底誤解,信口開河」。至於殷海光聲言要「跟著五四的腳步前進」的述說,同樣也被批判為「其用心之刻毒,實亦罪不容誅」。

 顯然,在肅殺歲月裡的戰後台灣,如何建立/詮釋「五四傳統」,在意識形態的戰場上,不僅佔有不容忽視的一頁;黨國威權體制與它的批判者,兩軍之間,更曾赤裸裸地交鋒過。

 還給五四「本來面目」

 「大江總是向東海奔流的」。隨著黨國威權體制在台灣的愈趨弱化,「五四傳統」的圖像,也逐漸撥雲見日,朝著還給「五四」一個「本來面目」的方向前進。當然,要想理解「五四」的「本來面目」,也歷經了曲折的過程。如周策縱以英文寫成的名著《五四運動史》(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1960]),署名楊默夫編譯的版本,是它的中譯本在台灣的初度問世,卻經過大量刪節,特別是批判「以蔣介石為首的保守派」等等對於「新文學與白話文態度冷淡,反而傾向於彰顯民族遺產」、「要求一般百姓讀經尊孔」等等論述,統統難見於青天。可以想見,這部經過大量刪節的譯本,可能形塑的歷史認知,其實是「五四傳統」的殘闕面貌。在一九八七年台灣解除戒嚴之後,言論思想空間愈趨開放,「五四傳統」在台灣固然展現為百花齊放的圖景,卻也越來越納為學術體制的知識生產事業,不再是企圖做為與時代脈搏同步共應的「思想資源」了。

 叩問歷史豐富多彩的場景,可以讓人們得到各式各樣獨特鮮明的生命和思想體驗。但是,如果基於現實的需要,與歷史進行「對話」,甚至於「弱水三千,單取一瓢飲」,即便意蘊深長,卻難免將複雜的歷史圖像「簡單化」、「意識形態化」。疏理再現台灣的「五四傳統」,無疑可以幫助我們對於自身的來時歷程,進行更為多樣的省思。(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