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來台與讀者面對面交流。(本報系資料照片)
《「五四」一百週年(思想37)》。(聯經出版提供)

 編者按由11位作家執筆的《「五四」一百週年(思想37)》,其中「金庸的武俠世界內外」部分,讓我們了解到金庸小說廣泛借鑑了各種文學乃至戲劇與電影的長處,使武俠小說的藝術品質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金庸不但繼承了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的敘事方式和敘述語言,而且是吸收西方近代文學和五四新文學的藝術經驗實踐者。

 我恍覺曾經聽說「金庸口才不好」不過是一種誤會,原來只要是他感興趣的話題,講起來也像武俠小說一樣引人入勝。

 我早在讀書時代就熟讀金庸小說。後來機緣巧合,我在母校的石景宜贈書室花了幾個月的時間瀏覽1966年到1996年的《明報月刊》,這是由金庸創辦的學術文化雜誌,主編胡菊人、董橋、潘耀明都是文化界響噹噹的人物。這些年,閒來無聊時,金庸小說是我消磨時光的最佳讀物,一讀再讀,總覺妙趣橫生。算起來,我是一個「金迷」,可是,金庸晚年的一些作為,讓我百思不得其解,不禁心生當面求教的念想。

 聽學林趣事 興味盎然

 2008年12月4日,我應約來到香港北角的明河社,但見門口掛著金庸手書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金庸的辦公室是一個寬敞的書房,落地窗外,維利多亞港的無敵海景盡收眼底。我見過無數讀書人的書房,以金庸的書房最為豪華。我忍不住隨處看看書架上的藏書,其中一面書架是各種版本的金庸作品集,華文世界的繁簡體版外,還有多種譯文。

 當天下午的採訪過程中有幾個細節印象深刻:金庸的書桌很特別,寫字板是斜放的,金庸給我題字時,便在上面揮毫;採訪中間,秘書送來熱騰騰的叉燒包作為點心;公用洗手間在明河社之外,上洗手間時需帶上公司專用的鎖匙。

 採訪意外地順利。當天晚上,我剛回到旅館,就接到金庸的太太用粵語打來電話:「查生想跟你通電話。」隨後我聽到金庸先生的第一句話竟是:「李先生,吃過晚飯沒有?」原來金庸覺得相談甚歡,想跟我再談一次。2008年12月9日,我再赴明河社,金庸隨手從衣袋中取出一張浙江同鄉會成立的邀請函讓我看,表示當天晚上要赴宴,沒有辦法請我吃飯。又說他現在常常一起吃飯的朋友是有同鄉之緣的倪匡和陶傑,至於美食家蔡瀾推薦的東西,他沒有興趣。

 我們在採訪中用普通話,閒談則多用粵語。我發現金庸鄉音未改,多次提起家鄉:「海寧地方小,大家都是親戚,我叫徐志摩、蔣復璁做表哥。陳從周是我的親戚,我比他高一輩,他叫徐志摩做表叔。王國維的弟弟王哲安先生做過我的老師。蔣百里的女兒蔣英是錢學森的太太,是我的表姐,當年我到杭州聽她唱歌。」

 我提起圍棋,金庸談興甚濃。「圍棋有五得:得好友,得人和,得教訓,得心悟,得天壽」之說,他頗為欣賞。「以前我興趣最高的時候,請陳祖德、羅建文兩位先生到家裡來住。在文化界,我們朋友中,沈君山的棋最好,沈君山讓我三子,讓余英時先生兩子,我跟余先生還不及沈君山。牟宗三先生就比我們兩個差一點,他的棋癮很大,我請他星期天來下棋,他一定來的。余先生喜歡下圍棋,他棋藝比我好一點。」金庸先生笑瞇瞇地說,「余先生的岳父陳雪屏圍棋下得很好,好像你要娶我女兒,先下一盤棋看看。」我聽了這種「小說家言」,不禁笑道:「我聽余先生講,他和太太陳淑平談戀愛的時候,還不認識陳雪屏先生,是等到1971年結婚七年了才正式見到陳雪屏先生。」

 金庸提起老朋友黃苗子、郁風、黃永玉的舊事,感慨郁風過世了。對書畫,他時有出人意表的品評,偶爾在家也提筆揮毫,又提起啟功先生:「啟功來香港見我,我寫幾個字請啟功先生教教我,他唯一教的就是:『你絕不可以臨碑帖。你的字有自己的風格,一學碑帖,自己的風格完全沒有了。不學碑,不學帖,你的字將來有希望。』我說:『啟功先生,你這句話是鼓勵我。』他說:『不是鼓勵,你的字是有自己的風格。任何碑帖不可碰。』我說:『我碑帖沒有學,但書法極糟。』」

 金庸好奇心極重,不時主動問起我採訪過的學者近況。一些學林趣事,他聽得興味盎然。我提起余英時先生的學生陸揚和金庸先生的老師麥大維(David McMullen)相熟,兩人見面時曾細說金庸在劍橋大學研究唐史之事。又提起余英時先生現在戒煙,金庸先生說:「抽煙抽慣的人,要戒很難。鄧小平當年見我,也談到這個問題:『我年紀大了,人家勸我戒煙,我不能戒,戒了反而身體不好。』」

 暢談兩個下午,我恍覺曾經聽說「金庸口才不好」不過是一種誤會,原來只要是他感興趣的話題,講起來也像武俠小說一樣引人入勝。我們的話題焦點始終不是武俠人物,而是學界中人,南下香港的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遠渡重洋的楊聯陞、陳世驤、夏濟安、夏志清,一一道來,如同江湖一樣好玩。

 不吃蔡瀾推薦美食

 江湖上傳說「香江四大才子」是金庸、倪匡、蔡瀾、黃霑。這四位,我都見過。記憶裡,第一個見的是黃霑,並不是談他的歌詞,而是談他參演一部舞臺劇。難忘黃霑帶著朗朗笑聲和不遮攔的粗口,想約他另找時間做長篇專訪,沒想到不久他就去世了。其他三位我倒是都長談過。

 當我跟金庸提起「香江四大才子」之說,金庸即刻說:「這個講法靠不住,不對的。倪匡本來在美國的。倪匡最滑稽了,講笑話。從前寫書的時候,我常常和蔡瀾在一起,我跟蔡瀾講:你講好吃的東西,我絕對不吃。他是新加坡人,喜歡的東西我全部不喜歡,你美食家再美也跟我沒有關係,你推薦的東西我就不吃。倪匡和陶傑跟我比較投機,陶傑的媽媽是我們杭州人,他父親做過《大公報》副總編輯。」

 在「香江四大才子」之後,陶傑有「香港第一才子」之稱。我和陶傑第一次見面是在晚上十二點以後,我問他:「香港誰的文章寫得最好?」他說:「金庸。」我又問:「金庸之後誰的文章寫得好?」他說:「董橋。」金庸聽了我的轉述,微微一笑:「陶傑媽媽跟我同鄉,他爸爸跟我同事,倪匡跟我同鄉,吃的東西差不多。董橋年紀大了,興趣在古董字畫上面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