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結束的G20會議,為中美帶來繼續談判的機會,回顧這一年多來的多次貿易談判,在妥協與破裂中反覆前進。雖然達成了很多採購合約,但核心條款遲遲無法達成共識。

 前中國駐WTO觀察員、前中國入世談判代表馬曉野博士曾提到,中美的摩擦因素之一是對英文理解的差異。美國貿易代表反覆強調reciprocal的立場。reciprocal在中方被理解為互惠,因此在歷來的多次貿易談判,中方的談判策略都是增加對美採購量。而美國的意思則其實是對等,川普還改用了mirror鏡子這個詞,來強調對等。

 美國強調的對等,指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競爭原則,包含了國家不從事盈利性產業活動,智慧財產權保護,引入國際標準和執行機制,確保公平競爭環境等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也就是由市場競爭定價,實行真正的由市場配置資源。美國是這樣做的,所以也提出了對等的要求。

 任何國家的外交官對英文的理解能力其實不用懷疑,中國規避對等的承諾,當然是主動選擇的策略。在中國看來,政府必須控制金融、土地、礦產資源,所有的生產要素都是政府的。

 如果接受對等的結構性條款,就意味著國家從經濟領域退出,國有企業私有化。失去各種生產要素和產業的壟斷權,政治利益集團就會自斷財路。

 因此中方願意讓步的就是讓貿易順差減少,盡量增加進口。

 其實,中國的貿易困境也不是孤例,之前日本、台灣、韓國都遭遇過。研究日、韓、台這些東亞國家的歷史案例,都是偏重出口去累積外匯,但依賴資本管制及貿易保護,直到被美國壓迫而部分開放。

 對照東亞模式的反例,就是傳統OECD(經合組織)國家,浮動匯率、資本自由、土地流通開發沒多少阻礙。

 美英加澳和歐元區官方外匯存底僅7,000多億美元,僅占全球外匯存底6%,約當等於香港及新加坡兩地合計。

 兩者的差異在於國家官僚的思想,東亞國家僅是承認市場機制,認同不能沒有市場;而西方國家則是相信市場機制,認為政府不需過度干涉,自然也不必有太多外匯存底。

 中國如果像20世紀70年代的日本那樣,繼續躲避重量級的改革,預計將面臨艱難的國內形勢和危險的國際環境。日本當時體量相對較小,國防上依賴美國不得不妥協,但拖延改革導致失落的20年。

 而中國的體量太大,各方可能未必有如此強的耐心彼此磨合,尤其未來各國政客在民意壓力下可能出現的指責,例如美國總統川普。

 社會認知與政府管理水準的提升,通常會慢於市場和技術的進步。目前中國仍留下大量有悖常識的政策,國土廣袤卻效仿香港的地產模式;人口規模巨大卻仿效四小龍的出口模式;已經改革開放,仍勒緊農民產權;資金不再稀缺,仍保留關稅壁壘、外匯管制、資本市場管制。

 中國方面逐漸認知到這個事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指出,經濟存在下行壓力,其中既有週期性因素,但更多是結構性、體制性的。因此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達沃斯論壇提到,中國要深化金融業開放,原定在2021年取消證券、期貨、壽險、外資控股限制,現在將提前到2020年開放。

 中國改革的阻力很大,目前還缺一場商鞅式的變法。此時的中美貿易戰,甚至新冷戰,或許能夠刺激出真正的牛肉,除了已經宣佈的減稅,減少官僚組織,簡化行政流程,放鬆管制,打破壟斷等等。市場看到改革的誠意了,牛市也就確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