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鄭月娥4日宣布撤回修訂《逃犯條例》草案,媒體問她此舉是否為實施「緊急法」鋪路?她說,這是為了讓香港走出當前困局的第一步,為對話提供基礎,其他揣測都不正確。不過反送中風波並未因而平息。

 香港「反送中」已延燒一整個夏天。就目前情勢來看,暴力衝突雖有所緩和,社會撕裂卻仍未有效彌合,離北京提出的「止暴治亂,恢復秩序」八字方針還有明顯距離。不過,從近兩周大陸輿論對香港問題的討論來看,除了檢討多年來積累的經濟民生問題之外,已經開始逐漸觸及「人心回歸」問題。

 著墨人心回歸問題

 事實上,北京對「人心回歸」問題並非後知後覺,早在2012年香港接連出現由青年學生發起的「反國教」、「反高鐵」等運動時,所謂「人心回歸」和推動愛國主義教育問題,就已經在大陸涉港媒體專家、香港建制輿論中反覆討論。

 對於北京、香港當局和建制派來說,2012年至今推出的「人心回歸」措施並不少,如加強普通話教育、國旗國歌立法、舉辦青年交流營、面向香港公務員開設「國情班」等,但從近半年香港輿論氛圍來看,上述措施的實際效果如何,不言自明。

 而此時此刻,北京再次以香港「通識教育」為目標開闢戰線,其初衷當然是「人心回歸」,但這其中有很多值得各方深思的空間。

 首先,未來在香港推動「人心回歸」,需要反思過去在推行國民教育中出現的「鬼打牆」問題,即「推動-反彈-再推動-更反彈」的怪圈。為何出現這樣的怪圈?無非緣於三個問題:

 第一,在香港推動愛國教育,主導方毫無疑問是北京,但畢竟兩地有「兩制」的分別,大陸擅長的那種自上而下、訴諸近代民族屈辱、偏好「宏大敘事」的政治教育,對港人特別是年輕世代是否有效?實際上,過去香港曾邀請大陸奧運冠軍選手、航天員與民眾互動,效果都明顯好於泛泛而談的文宣。

 第二,根據政治學理論,價值認同的形成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而政治社會化是全方位、多管道的。除了學校之外,輿論、家庭、同儕都是同等重要的管道。因而,若僅僅加強對校園教育的審定,只不過是「摁下葫蘆浮起瓢」,結果可能事倍功半甚至適得其反。

 第三,「瞭解」不意味著「認同」。97後成長起來的香港新一代,其實是受大陸文化影響最深的一代,他們也看陸劇、用淘寶、愛去深圳購物,按理說對大陸的了解並不少。

 從媒體看到,此次參與「反送中」的「黑衣人」青年接受採訪時,講流利普通話毫無問題,可見過去一段時間香港推行的普通話教育表面上看成功,卻和初衷背道而馳。

 所以,當北京官方、大陸輿論強烈要求香港加強愛國教育、加速「人心回歸」的氛圍下,「人心回歸」之前是否應完成「制度回歸」這一進程?當然,這裡指的「制度回歸」並非是實行「一國一制」,而是指香港應該在制度上回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初衷,確立以參與型為主導的制度化路徑,進而建構香港與內地的共同體意識。

 行政主導多黨合作

 就「制度回歸」的具體實踐形式,筆者提出三個建議:第一,盡快試點香港民眾參與大陸國家治理體系的制度安排,如參軍、報考公務員、外交官等,而非過去「樣板式」支持港人擔任國際組織職位。第二,提出以「行政主導的多黨合作制」為核心內涵的香港政制改革方向,避免讓香港進一步滑向政黨惡鬥的深淵。第三,推行「23條立法」與「雙普選」雙軌並進、缺一不可的改革路線圖,兩者都是基本法的留白之處,不妨捆綁並行處理。

 從1997年的「領土回歸」,到如今各界擔憂的「人心回歸」,中間需要「制度回歸」作為連結。

 若能提出「制度回歸」及配套改革舉措,以回應和破解所謂「五大訴求」,對未來實現「人心回歸」應具有正面積極意義。(作者為智庫研究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