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會來賓合照

資本主義的世襲化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缺失,產生一群弱勢的被剝奪者,主要體現在受限的社會權與工作新貧族(new working poor)或新無產階級。被剝奪者的反擊的方式之一就是社會抗議,抗議的議題包括貧富差距擴大、所得分配不均、低薪,以及高房價等。本座談會由朱雲鵬教授主持策劃,在公與義的角度關懷弱勢與被剝奪者,集結長期關注學者專家對話與共商。

前言

余範英

余範英(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去年基金會出版《承擔與試煉》,曾序言「世界怎麼了?」身處變動世界的每個人,面臨氣候變遷劇烈、貧富差距擴大、科技日新月異下的產業轉型,以及分崩離析的政治氛圍。近四十年來,世界在自由經濟體制的資本主義走向,貿易自由化下的發展,而今全球化的表象,多國內部政府的重分配角色被削弱,所得稅率大幅降低,趨勢的演進已見生產力成長減緩、金融衝擊持續惡化、不平等差距環生等重大的問題,有智之士反思四起。這些問題範圍很大,很多國外大學已開課研究逐個議題。

在台灣,類似的問題和困難也陸續產生。低薪和房價,是年輕人心中的痛,未來財政的負擔和退休制度的可能破產,是他們心中所懼。人才培育面臨「學用落差」、「供需失衡」等問題,有待教育改革人才晉用。所得分配不均的現象,關係著就業與產業結構轉型,以及財稅政策的平衡。資本主義面對社會分歧應當如何重塑,需要整合、對話及思索因應對策。

基金會公與義議題創始發起人朱雲鵬教授,長期關注所得分配與世代公平、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平衡。自早年於民國七十七年與陳昭南教授即合寫〈台灣所得分配變動趨勢的分析〉,探究所得分配不均的原因,強調建立公平、合理、開放、競爭的經濟社會。三十多年來始終致力發展與分配的取捨平衡,首倡綠色國民所得。本座談會由朱雲鵬教授主持策劃,在公與義的角度關懷弱勢與被剝奪者,集結長期關注學者專家對話與共商。

朱雲鵬教授

被剝奪的反撲 反全球化運動的根源

朱雲鵬教授(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公與義系列召集人、台北醫學大學暨東吳大學講座教授)

反全球化肆虐崛起

在一九七O年代,我們無法想像未來全世界各地會爆發反全球化事件,當時我們只是認為有些國家的收入分配很不平均,例如巴西。然而,從一九八O年代以來,世界上有兩個趨勢在平行地進行,一個是全球化,另一個是所得分配不均度的提高。這兩股趨勢演進到現在,已產生重大的問題和反思。反全球化、反貧富差距的抗議在各地上演,而且愈來愈嚴重。從尾隨G二O會議的群眾抗議,到法國的黃背心,到各國反全球化民粹主義,展現許多人民已經到了無法忍受現狀而力求改變的心聲。

今年年初我出版了《中美貿易戰:一場沒有贏家的對決》這本書,書中指出,發生中美貿易戰的深層原因,在於一九八O年代開始崛起的新自由主義,以及同時發生的全球化趨勢,導致美國核心地帶(heartland)大多數中產階級家庭的經濟狀況惡化,甚至落入貧窮。針對美國貧富不均惡化的現象,美國總統參選人也相當重視。民主黨總統大選初選參選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與伊莉莎白.華倫(Elizabeth Warren)均提出抽富人稅。

改革稅制、房屋實價公開的吶喊

展望未來,針對縮減貧富不均,各學派的提議中;第一,應對資本交易課稅,一般叫做托賓稅(Tobin Tax)。第二,應提高所得稅。第三,目前國際洗錢條例之實施將掃蕩「免稅天堂」,或許可趁機簽訂提高所得/財富稅的國際協議。但在川普時代不可能同意。第四,在台灣也應走向實施實價公開,並實施超額房地產(依市價估算)持有稅。

希望新增收入能夠用於,提供都會區合理價格的公共住宅、補貼職業、技能訓練、改善低薪以及改善偏鄉教育。關於福利資本主義的未來發展,丹麥學者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在一九九O年(GostaEsping-Andersen)出版名著《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此書只有描述歐美,不涉及亞洲。當時德國跟歐洲南部的老年人、窮人照顧是靠家庭,美國、英國是靠市場,北歐是靠政府。此書主張要靠政府。但是後來北歐也發現,政府負擔生活照顧會有龐大的財源難題,所以需要改革,否則會破產。

年金改革改制 確定提撥 市場補長照不足

對台灣而言,年輕人的負擔會愈來愈重,需有年金改革,未來需從確定給付改為確定提撥,基金收益率需提高。針對老人照護問題,應善用市場機制補足長照之不足,尊重家庭選擇,不能貿然實施社會主義的長照。長照保險如果要實施的話,我個人主張符合失能標準時,給付應當是現金,由當事人或監護人決定是聘外籍看護、或是送機構、或是聘居家看護等,不能由政府人員決定要給哪種服務。可以鼓勵用本勞,但那是給額外誘因,絕對不能掩耳盜鈴,把目前長照的主力部隊—外籍看護排除在外。最後,必須重視人口危機,否則將步入日本的困境。

林建甫教授

新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窘境

林建甫教授(中信金控首席經濟學家)

世襲資本主義的缺陷與詬病

二OO八年世界金融海嘯危機後,法國經濟學家皮凱堤(Thomas Piketty)寫出《二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他認為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世襲的資本主義,具有重大的缺陷,擴大財富與所得的差距。他建議結合跨國力量,針對全球富豪課徵資本持有稅。皮凱堤的書催生美國在二O一O年通過「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從法」(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簡稱「肥咖條款」,該條款要求全球金融機構向美國通報美國人海外帳戶資料。若不從,該銀行的美國來源所得,將就源扣繳三十%的懲罰稅率。此外,皮凱堤與其他學者出版二O一八年《世界不平等報告》,指出世界各地的不均程度都在擴大,但速度快慢差異很大,這與各國的財稅制度及社會政策有明確關聯。

投資炒作 高房價 未落實漲價歸公

現今台灣的所得分配不均與高房價問題相當嚴重。首先,台灣的所得分配不均日益擴大,但是主計處的五等分位計算方式已難以反映所得分配的變化,必須在報告中增列十等分位,才能呈現真相。此外,用薪資所得來檢視所得分配情形其實有限,富人主要是靠資本所得、股票、租金收入等快速累積財富。其次,台灣的高房價問題相當嚴重。高房價的原因如下:第一,漲價歸公,沒有落實。第二,低持有成本、低交易成本。第三,投資客炒作。

規劃公共住宅須透明嚴格 新加坡是典範

解決高房價問題的建議如下:觀念上要強調居住正義;租稅上要提高持有成本、交易成本;政策上要推動社會住宅;建案上要做市場區隔,區分豪宅和普通宅,豪宅讓海內外有錢人珍藏,普通宅讓一般人民買得起。普通宅應放寬容積率、減少公設、建材一般化。全世界住房政策做得最好的國家是新加坡,現在已有約八二%的新加坡人住在公共住宅(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HDB),比例可謂世界第一,其特點為:一、HDB是出售九九年的租賃權;二、HDB的預售制度保障年輕人;三、首次購屋政府補貼二至三成;四、外地人跟房東同住;五、住商分離且生活便利。新加坡的豪宅價格隨市場波動,但是公宅價格受政府嚴格控制,公宅也會漲,可是政府的補貼也很多。最後,政府應做到房價透明、實價登錄到門牌地號,並且改革租稅政策。例如,不同地區給予差別稅率,熱門及擁擠的地區課較高稅率,郊區及人口稀少的地區則降低稅率。

李碧涵教授

追求公平正義的資本主義發展

李碧涵教授(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缺失

一九八O年代,英國柴契爾政府與美國雷根政府共同提倡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策略(neo-liberal globalization strategy),造成國家的經濟、社會結構改變,但也出現負面影響:第一,貧富差距擴大:自一九八O年代各國政府採取供給面發展策略,提供企業減稅、免稅,及友善投資環境(尤其是低利融資、出口補貼或獎勵企業雇人)。此舉侵蝕國家稅基,政府只好向人民增稅,但企業藏富,未分配盈餘增加,卻又低薪雇用員工,造成勞資不對等分配。第二,金融資本主義(finance capitalism)盛行:各國政府開放銀行與投資公司發行衍生性金融商品(derivatives),但政府未加以監督,這些高風險、高獲利之衍生性金融商品,推高高所得者之獲利。第三,經濟不穩定(economic instability):各國不斷開放市場,尤其金融市場自由化後,熱錢不斷攻擊各國股匯市和進入房地產。造成金融危機不斷和經濟不穩定,企業不願增加或長期聘雇員工,失業率居高不下,非典型就業劇增。

被剝奪者的形成

在世界和台灣,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而產生的被剝奪者,主要體現在受限的社會權與工作新貧族(new working poor)或新無產階級。被剝奪者的反擊的方式之一就是社會抗議。一九九O年代迄今,全球反新自由主義不公不義的抗議行動風起雲湧。抗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開放市場造成剝削勞工與失業、貧窮、社會不平等、政商勾結,以及環境破壞等諸多重大問題。

改革重在經濟成長雨露均霑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社會問題,可以從三方面加以改革:第一,經濟成長的果實要具有涓滴效果(trickle-down effect),全民雨露均霑、社會共同分享,而非只是少數人高度獲利而已。第二,經濟成長要能創造就業並解決失業問題,而非失業型復甦(jobless growth)。第三,經濟成長是要全面且持續性的,而非只是由金融資本主義所帶動的短期不穩定成長。各國政府應有的改革內容包括:一、監管過度的市場化,穩定經濟和社會,維護勞工的工作權並提供社會保障。二、提供公共財(教育和健保等),促成資源和機會均等。三、所得重分配,實行累進所得稅率以達賦稅公平。四、各國必須要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和人民的社會權,開放市場的同時也要平衡社會發展,才能達成資本主義的永續發展。

陳添枝教授

時代所趨 國家轉型 教育技能 法規必要

陳添枝教授(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名譽教授)

由低薪的本質談起

今天談低薪的本質、人工智慧的衝擊,以及解決對策。

所得分配不均日益嚴重,全球皆然,主因有二:第一,薪資(勞力)所得相對資本所得的變少。富豪大都靠資本賺錢而非靠勞力,其財產累積速度大於社會平均財產累積。第二,薪資所得本身分配的不均。高薪資的人數減少,但其薪資占比卻越來越高;低薪資的人數增加,但其薪資占比卻越來越少,形成中產階級萎縮。簡言之,這是薪資的庸俗化。

技術變遷 生產全球化 挑戰加劇

薪資的庸俗化起因於技術的變遷和生產的全球化,而技術的變遷主要呈現在大量生產上。大量生產跟全球化的關係,會讓一般傳統的工作技能,在市場上的價值越來越低,形成薪資或技能的庸俗化。技能庸俗化後,勞工的薪資都趨近於純勞力的報酬,只足以活口(subsistence wage)。在全球化下,移動能力較強的人有較大的談判權。資本的移動力高於勞工,而勞工中技能越高者移動力越強。全球化使高低技能的報酬差距擴大。一旦勞工要求較高酬勞,企業家可以選擇到較低工資的國家設廠,資本的移動使各國的庸俗化技能報酬都向下沉淪(race to the bottom),而且各國報酬趨於均等。

高技術與低技術的優劣 勢態轉變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時代的來臨,薪資不均的問題會改善嗎? 還是會惡化?人工智慧將取代某些工作,但也激發技能的轉型。AI現在可以進行醫療診斷、法律諮詢、財務顧問等,所以相關服務的技能可能庸俗化。AI也使得服務業的全球化生產變得可能,將造成服務業技能或辦公室工作的報酬減少。但AI有助於翻轉大量生產的趨勢,產品的差異化和客製化的需求增加,生產端可以和消費端更貼近,小眾市場的機會增加。AI也降低了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大型企業的優勢喪失(大資本的優勢喪失),人們可以選擇為自己工作(自雇),或為多個雇主工作。在製造業中,機器和高技術勞工的互補性較高,和低技術勞工的互補性較低,因此機器的導入使薪資分配惡化。AI正相反,AI的導入有利於低技術勞工,不利於高技術勞工(professionals),因此可以改善薪資分配。

新時代數據應用與法規俱進 教育與學習養成

解決低薪問題的建議如下:首先,教育體系應教導學生謀生技能。有價值的技能往往需要較長時間的訓練和養成,而且可能須和企業結合。其次,政府提供機會,讓技能被取代而失去營生能力者,獲得社會救助和重新學習的機會。第三,思惟轉型,未來應加強知識累積與鼓勵小型和個人化的生產。第四,稅制改革,固定資產(如房地產)持有的多寡影響所得分配很大,應重新思考財產課稅vs.所得課稅。第五,政府與民企法規應與時俱進,應速建立數據管理和應用的相關法制,並防止壟斷數據的廠商(平台)剝削勞工。

史欽泰教授

新國際經濟情勢下 台灣產業前景

史欽泰教授(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講座教授)

全球產業供應鏈重組

首先,產業在全球化下要追求最有效的供應鏈,全球佈局最有效的生產方式。因中美貿易戰爭,迫使全球產業供應鏈重組,重組不只大傾軋,小交惡也能影響,比如日韓交惡,很多供應鏈立刻受影響。再則,機器的可自行學習,包括資料處理及運算,將長遠影響所有的產業,我叫它大解構,原產業解構變成新產業組合。產業鏈重組,生態系創新,供應商、產業、需求面的上下游生態系進行跨域整合。以前的產業鏈訴求降低生產成本、提升效率,如今,產業鏈不再只以生產者的價格、成本、效率為優先,新價值必須滿足提供對象,必須幫消費者做到有效結合。

餅做大牽涉分配加減乘除 人工智慧是機會考驗

未來,產業勢必面臨創新轉換的課題。然面對人工智慧應用趨勢,要怎麼去看產業?答案是跟進,把餅做大。可是餅不是隨便就會做大,牽涉到分配問題。分配很難且不一定公平,如家產既要分家又追求擴充,這涉及科技產業的全球布局及管理中的加減乘除,加倍效益,創新競爭,如何加,是否減,怎麼乘,除最難。

再談人工智慧提供產業的新機會。第一,營運效率大提昇。第二,服務模式大創新:AI能快速蒐集大量資訊掌握消費者行為。第三,產業競爭大翻轉。台灣工廠製造的精確data,產品、設備、組裝、生產過程,是獨特珍貴掌握的資訊。資訊將廠房裡就各種不同sensor,蒐集再加應用AI,應是台灣AI市場的獨有機會。此外,運用AI大數據,生產、資料檢測、與經營判斷的整合,可推動台灣與世界一流的醫療與農業技術並進,並可結合IOT網際網路延伸,發展精準醫療、智慧農業。要注意的是,智慧醫療必須要用到很多sensor,資料蒐集牽涉信任累進與分際,需考量安全與隱私。

政府協助跨域布局轉型 教育、產業思維演進

最後,新科技發展對產業的影響,要考慮就業問題。應關心如何培力與迎接新的工作,科技效力提升,需要的人才與知識會不同於以往。台灣將來最關鍵的是提升服務業附加價值。台灣較幸運的是有強而有力的核心科技叫做半導體,產業不管怎麼變,預測半導體需求將持續成長。簡單總結,必須打造硬體為基礎的新科技服務,創新服務,注意跨領域的異業結盟。要有長期思維,從觀念、教育、產業結構的改變,進而在制度、立法上細密的轉軌,需要跨界、跨國、政府跟民間的合作。它是一個多領域的,創造價值不是只講求效率。Investing human resource 運用科技解決人類與自然的未來,而不是為了科技而科技。

葛自祥校長

減輕文憑主義 淺談學以致用

葛自祥校長(龍華科技大學校長)

少子化必須面對 學用落差、升學主義

少子化下欲維持GDP不變有兩個方法,一是檢討移民政策,引入境外人力。二是產業升級,提高產能,讓機器取代人力,史教授提到發展AI、IOT技術,將產能效能提升是可行的。但提升效能的實務人才在哪?專業人力培訓要跟上時代需求,同時投資人資單位。

實務人才培育的問題主要有三點,第一,產業界經常抱怨畢業生實作能力差,學校所學與業界需求明顯有落差。第二,專科普遍升格為大學有其需要,但是,升格條件太偏重於論文數等學術性指標,導致技職學術化發展,而與產業需求漸行漸遠。第三,大學窄門變寬及升學主義導向。

務實人才培育 避免產學脫節 龍華經驗

問題發生後如何改進,今就龍華經驗,提出對學校、政府,及社會的具體建議。首要檢討學校,學校必須有明確定位、建立自信。例如龍華科大是一所定位為培養實務人才的應用型大學,重心不在學術論文產量,而是培育企業樂用的人才,以及幫企業解決實務問題。要達成這樣的教育目標,師資的實務能力必須不斷加強。老師必須具有產學合作的能力,確保教學內容不與產業脫節。現技職教育法要求老師每任教六年要到業界研習或服務半年,避免與產業脫節,亦是這樣的精神。此外,課程也是關鍵,課程架構應思考學生畢業後就業所需要的能力、知識與技能,以學生就業競爭力提升為主要考量。學校的實訓設施,亦應得趕得上產業的現況與需求。更重要的是制度面,如龍華要求老師升等時必須達成產學績效門檻,如未達成,即使年產百篇SCI或SSCI論文,亦不能提出升等。總之,師資、課程、設施、制度,都要與學校的定位及教育目標一致。

破社會價值觀框柩 政策引導 培育適性發展

給政府的建議:第一,應投入更多資源於技職教育。第二,政府應以政策引導,使技職校院科系設置與產業人才需求呼應。第三,應創造誘因吸引企業與學校共同培養人才,建議由政府審核適宜企業,給予稅賦優惠、融資優惠等配套,吸引企業願意一起與學校合作培訓學生。第四,建構跨部會合作平台,加速產教融合。第五,加強行銷技職體系。

對社會有四個建議:第一,減輕文憑主義,改變「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觀念。第二,強化學生適性發展。第三,產業應協助培育所需人才,而非將實習生視為替代勞力。第四,媒體應多關心技職教育。

曾巨威教授

解析財稅政策 所得分配再思考

曾巨威教授(中國科技大學財政稅務系講座教授)

今從財稅角度來談所得分配不均的解決,包括三個部分:國際資本移動下的資本課稅限制、改善低薪,以及「勞動所得租稅抵減制度」(Earned Income Tax Credit,EITC)。

全球化下海外逃漏稅與「肥咖條款」的故事

全球化下無法避免國際資本移動,因此,政府必須做兩件事:第一,防止稅基侵蝕,因為國際資本流動可能逃避政府課稅,產生課稅不公平,造成所得分配惡化。第二,進行結構性稅制改革。國外已制訂國際性協議防堵國際資本逃漏稅,例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制定「共同申報準則」(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CRS),CRS呼籲各國家從其金融機構獲取信息,並與其他國家每年進行信息交換。此外,美國的「肥咖條款」亦防堵美國公民利用海外帳戶逃漏稅。台灣也有與國際接軌的因應措施,財政部於二O一七年發佈「金融機構執行盡職審查及申報作業辦法」,並且修正稅捐稽徵法,政府可以提供民眾的課稅資料與相關國家做資訊交流,且不違反個人資訊保護法。

資本市場和政治權力從特權和企業所得的不平等加劇,肥貓薪水與紅利狂飆是犧牲企業投資、生產力成長代價所換得。資金本身的結構也可能產生課稅問題。資金的來源可分為資本利得與勞動所得,用錢賺錢,政府不易掌控;用人賺錢,較易掌控,以至於用錢賺錢的所得免稅,而以勞力賺取的薪資所得卻成為綜合所得稅之最大稅基,導致課稅不公平。然而,欲解決此不公平現象,若針對資本利得課稅,例如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房屋交易按實價課稅,會面臨到資金外流的問題,這叫做國際資本流動下所產生的對資本所得課稅的為難。對此,租稅結構改革應從更根本的制度跟結構面的改變來著力,建議對勞動與資本用雙元課稅,兩類所得分別適用不同的稅率,適度提高資本稅負,降低勞動稅負。

胡蘿蔔與棍子並行 改善低薪 提高實質工作誘因

改善低薪問題,建議建立租稅「獎懲並用」機制,包括延長加薪減稅期間、加薪降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加薪減「保留盈餘稅」(若公司保留盈餘是為了加薪或實質投資,則不再加徵五%稅率)。除了設置獎勵加薪,也設置懲罰措施,不加薪就加稅。

台灣若要一勞永逸解決分配不均問題,應該要實施「勞動所得租稅抵減制度」(EITC)。EITC係利用納稅人每年申報的資料,只要符合標準,即可請領所得稅額的扣抵或補貼,其幫助的對象以「貧窮的工作家庭」為主。這套制度的基本的精神,乃幫助低薪者在不同的薪水階段,透過政府的協助讓他提高工作努力的誘因與實質工作報酬。

施世駿教授

邁出社會福利政策的財源負擔

施世駿教授(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普惠式的社會福利政策

台灣隨著所面臨之新、舊挑戰日益增加,社會福利政策不斷精進。以社會保險為例,台灣在一九五O年實施勞工保險,一九五八年創辦公務人員保險,勞保與公保是早期最主要的社會保險。台灣民主化之後,社會保險涵蓋面進一步擴張,一九九五年實施的全民健保是社會福利發展的里程碑,因為它是普惠式的保險。

政治考量下 福利擴張與財稅分配的糾葛

但是隨著社會福利的擴張,財稅的收支與分配卻呈現出不平衡。在台灣的民主政治下,加稅就是選票毒藥。因此,在財稅沒有增加太多的情況下,政府透過增加社會安全捐(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s)來支撐社會福利政策。舉例而言,我們的薪水單除了扣掉所得稅外,還會扣掉健保費、勞保費等,這些就是社會安全捐。依據我國勞工保險費率負擔比例,勞工負擔二成、企業主負擔七成,政府負擔一成。費率的結構設計看起來對勞工有利,可是對資方卻是沉重的負擔,因此社會保險實施上容易衍生問題。例如企業規避社會保險的負擔,在勞保部分採取高薪低報的方式;抑或壓低員工的本薪,將薪水加到紅利項目,藉此降低保費負擔。進一步而言,社會保險的財務結構,對於企業調整員工薪資結構形成非常大的制約,企業常以勞動成本逐年增加的理由抗拒調薪。

加增消費稅 改善社會福利財源

台灣在民主化後,社會安全捐大幅增加,但是賦稅收入佔整體GDP並沒有成長太多。這在稅負結構上有一個問題,即社會福利擴張的大部分成本是放在社會保險,尤其在勞保中企業已負擔七成金額。在金融全球化與台灣民主政治現實中,政府並不容易在政策上推動增稅。然而,隨著貧富差距擴大,高齡化、少子化社會問題日益嚴重,社會福利政策亟需改善與擴張,社會福利政策的資金來源將是一大難題。對此,我們可以參考日本的解決方法。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挽救日漸滑落的生育率,推出新一波社福政策,喊出「十六歲以下的小孩,國家幫你養」口號,政府除負擔學費、醫療費,每月家戶補助更超過一萬元日幣。但這樣大舉補助,財源從何而來?就是全民一起加增值稅(Value-Added Tax,VAT),在日本稱作消費稅,是指提供商品和服務時所徵收的稅款,藉由增加消費稅來支付擴張的社會福利政策,此應是可行的解決對策。

迴響

陳添枝Q:年金改革是確定給付制,與確定提撥制的差異為何?

朱雲鵬A:「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DB)是現行退撫基金所採用,由員工在職時和政府共同提撥費用一同存入退撫基金,退休時再從基金支應退休金。「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DC)是現行勞工退休金及私校退撫離職儲金所採用,員工在職時就設立個人帳戶,雇主和員工每月提撥一定數額之費用至個人帳戶,交由管理單位運用收益再分配回個人帳戶,員工在退休時領取個人帳戶本金和孳息。

吳榮泉(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 Q:學者們都主張房地產的持有稅跟交易稅要提高,地價稅是地方的,中央稅是中央政府的,如何把稅的來源跟地方的財政結合在一起,解決方式為何?

林建甫A:稅的來源有中央稅與地方稅,例如近期財政部擬廢除印花稅,多數縣市憂心將衝擊地方財政。建議應思考比較公平的財政收支劃分法,讓地方跟中央都能夠信服。

Q3:新加坡的公宅提供數量遠大於台灣,台灣是否能模仿新加坡大力推動社會公宅政策?

林建甫A:台灣不可能完全學新加坡,因為一個經濟體發展久了,既得利益者的力量太大,很難貿然改變。但是,台灣的國民住宅仍可學習新加坡的一些特點,例如公宅提供九九年的租賃權、公平的抽籤過程、種族融合的居住區規劃等。

黃志遠(史丹福學術基金會會長)Q:假設柴契爾的自由主義未成功,英國維持原來的社會主義傾向,今天英國經濟會如何?

施世駿A:學界工作通常只能解釋事件發生原因,很難預測未來,我僅能說明她的改革政策是否達到所聲稱之目的。柴契爾的重要改革之一是年金改革,將「確定給付制」變成「確定提撥制」,並且實施「年金私有化」,結果英國的年金改革愈改愈混亂。我認為英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沒有完全達到預期效果。在這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時代,國家的健全制度反而更顯重要。

總結

朱雲鵬教授(余紀忠文教基金會公與義系列召集人)

檢視資本主義的未來,幾位教授其實要強調一個觀念,不論是資本主義或是市場經濟,都存在其限制,有市場失敗時,還是需要政府出面適度補救。政府的功能不應該是全面的,但也不應該毫無作為,全部交給市場。

政府創造「隔離」市場 建立社會安全網

其次,關於未來的福利資本主義,政府至少在兩處可以扮演重要角色。第一,如果個別市場結果是不為一般人民所接受,政府可以自創另一「隔離」市場。例如,新加坡政府提供與管理的公共住宅是極佳示範。當然,其他國家不一定適用,因為其他國家可能有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需要。第二,政府必須在設立社會安全網時,進行重分配方面扮演要角。資本主義競賽結果,一定有人被遺落,成為弱勢者或被剝奪者。政府必須出面照顧民眾基本需求,包括社會安全、年金改革、勞保改革,以及產業轉型中對勞工的協助。

推動超額房地產持有稅 促進產業發展

但是政府扮演角色必須要有錢,不論曾教授、施教授都已經提出,台灣政府要加稅很困難。台灣的稅比北歐、日本、南韓都低很多,但我猜想台灣不可能再增加營業稅。至於企業負擔方面,現在有一個名稱叫做十八%,不是指軍公教十八%優存,而是雇用勞工要負擔的額外費用,包括勞退提撥六%、勞健保等是十二%,加起來就是十八%,這叫做新十八%。未來如果還要再增加企業的勞動成本,非常困難。所以,政府增加財源的方式,可以考慮推動超額房地產持有稅。政府有效提供協助促進產業發展,把餅做大,在做大的過程中,能夠得到正常的稅收。

加強競爭力 培養一技之長

知識與時代磨合,價值與思維要建立於學習與培力中。關於低薪問題,個人有兩點建議:第一,加強技職體系學生的英文與電腦能力。第二,培養一技之長。已故企業家溫世仁先生提出「最後一哩」觀念,倡導「畢業即就業」的技職教育改造工程。我們的教育,包括技職教育,缺乏的就是「最後一哩」,亦即學生沒有實際上可以被企業所需求、所重視的技能。因此,技職教育教學的架構及內涵必須能夠與企業求才、用才、育才的結構相銜接。當個人具備真正的技能時,沒有低薪問題。所以我們用「最後一哩」來期待所有年輕人能夠在教育的過程中,獲得基本素養與良好的職能訓練,進入職場迎接時代,創造自信與快樂人生。

承擔與試煉是不斷地考驗,願年輕世代與我們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