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而不幸,也生而有幸,至今年逾九十,三萬兩千多天的日日夜夜,回想起來,不幸事多,有幸的也多,而且在不幸和有幸的交替中,往往是先有了不幸而後有有幸,好比一根甘蔗倒著吃,先苦漸漸甜。每逢遭遇不幸,面臨滅頂,或陷絕境時,山窮水盡疑無路,常有人拉我一把,給我提個醒,伸出援手,於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幾經不幸與有幸,我得以生龍活虎到今天。我的一生,就是一連串的不幸與有幸的奇妙組合。

 我就順序兒揀說我的不幸和有幸,讓年幼朋友們知所警愓,人生旅程中,有坎坷,更有坦途,活著真好,長壽更佳。

 我的童年是在中日戰爭(1937-1945)中度過,回憶的一頁一頁,幾乎全被死亡、跑反,轟炸等音影充塞,眼見那日本零式戰鬥機,在中國領土上空摔擲炸彈,西瓜般一顆顆從天而降。老弱病患者在跑反途中驚恐棄世,嬰兒們在跑反途中被蒙嘴噤聲或丟棄路邊而亡。所謂「跑反」,就是跑躲日本鬼子。父母祖母兄姐和我,一家六口,居無定所,完全遊民般走街串巷。感謝父親的堅持,哥哥和我,斷斷續續,還進了好幾個村子裡的私塾,唸了好幾本點紅的線裝書,不僅「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連「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也背得滾瓜爛熟,讓我兄弟倆一輩子受益不少。如果沒有跑反,哪有機會進私塾讀古文;之乎者也,搖頭晃腦,不幸中有了幸!

 抗戰勝利那年,1945,我17歲,迎來了國共內戰,也遭遇到我父親的去世,家道中落,我自動當了兵。到了1949年12月3日,我在左營服役的永昌軍艦上,被「敵人的敵人」誘捕,說我洩漏軍機,成了一名政治犯,關進了鳳山「海軍來賓招待所」,這是一處掛羊頭賣狗肉,海軍用來專門羈押政治犯的黑牢。那些年(1949- ),聽說是「抓進來的多,放出去的不多」。記得被抓進招待所的第一晚,十多位暫囚山洞裡的難友之一,居然是我在中央海軍訓練團受訓時的陸錦明大隊長,他在旮旯裡對我耳語:「叫去問話時,儘量順著點,沒有的事千萬別亂說,被打被羞辱,千萬不要生氣,一生氣,一激怒,便上當了!」沒幾天,我調房了,兩個「他他米」大的囚房塞滿三人,姜光緒是某艦航海官,另一位只記得是官校學生,有天調房時,他竟神祕兮兮,也是耳語:「任何情況不要亂說話,尤其是碰到了意外情況!」一字一字,棒喝錐剌。當時我完全不解其意,只隱隱領會,話中有話,弦外有音,和陸大隊長的叮嚀幾乎一模一樣,同義異詞而已。

 我終於完全明白了他二人對我耳語的重要性,非同小可,簡直是求生密碼。據說被抓進來的「來賓」,隨時都可能被解決掉,所謂「解決」,便是被處決了;當年軍人無戶籍,有軍籍,軍籍極易除籍,失蹤、逃亡,或陣亡,擇一即可。家屬多半在陷大陸,進招待所全是祕密逮捕,被處決了也就被除籍了。解決之道不是酷刑致死,便是槍斃,甚至麻袋套頭投入太平洋。只有極少數被送往軍法處判刑,或送「反共先鋒營」感訓。我的大不幸居然是被列為麻袋套頭投入太平洋的一類中,而我的有幸則是早有高人指點我,「任何情況不要亂說話,尤其是碰到了意外情況!」這個「指點」我牢記心頭,成了我的大有幸,救了我一命。

 我一輩子都牢牢記住這一天,是我離開招待所的前一個禮拜左右,那就是1950年8月24或25日的深夜,被喊出囚房,被上手銬,被矇眼罩,被推著走,被架上了車。車開了,滿車人都在罵聲中悲憤、涕沱,「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有人開始了喊口號,口號得驚人,山岳崩頹,風雲變色。光憑這幾句口號,就足以執行好幾個死刑。這也算得上是一種精神勝利法?或自我阿Q一番?我來不及叫他們住口,我的危機意識,柔弱得不夠悲天憫人;我的明哲保身,耽誤了喝阻制止。這個突發的意外,我猛然省悟到,我不能亂說話,矇眼更不能瞎扯。儘管有人持槍戮我,或吐沬挑釁:「死在臨頭,為什麼不發發牢騷?為什麼不喊喊口號?」我大聲用我的三字經應答:「我冤枉!」從容得尷尬,赴義得窩囊。

 死囚車猛地停了,寒風挾帶著鹹濕的空氣,鼻孔察覺到車停處正是海邊,海鷗夜啼驚心,海浪拍岸懾人,難不成真的到了左營的「馬場町」?

 一個個被喝、被拉、被推下車,迤邐十數步。「砰!」我應聲而去。「砰!砰!砰!」又聽得好幾聲槍響,好遠好遠,夢耶!醉耶!難不成不是一槍斃命?不知道過了多久,我被推醒,眼罩卸了,手銬解了,車上人全沒了。一班長一便衣,在車門旁正瞅著我,班長示意我下車回牢房,便衣向我狡黠地搖搖手:「不可說!不可說!一輩子不可說!」我成了此次「死宴」中的陪客;禍兮福所倚!大不幸中有了大有幸。

 幾天後,我被轉押到左營軍法處看守所,再到台北軍人監獄。1951年5月17日,大批政治犯被送往綠島的政治犯大本營「新生訓導處」,我在其中。

 被捕後,我從未和牢外人連絡,不忍讓他們心驚肉跳!鳳山招待所和左營看守所都是本軍單位,牙刷毛巾手紙等日用品便生受難友們的贈與了。南台灣天氣熱,內衣褲可以即洗即穿甚至不穿。台北軍人監獄只待了十來天,沒有日用品,只好以拖待變。可是到了綠島,空氣陽光水忽然無限享受,我們等於從地獄來到了天堂。這時刻我又面臨了大不幸,內褲沒有得換就不換,是可忍而不得不忍的事,但是,來日方長,老用食指蘸鹽巴刷牙總不是事。天天聽號音起床,別人第一件事是直奔廁所,我卻是跑向廚房討一撮鹽巴,有時也急著大解小解,不得不廁所廚房兩頭跑,孰先孰後,魚與熊掌往往很難兼得,狼狽又尷尬。有天,值星官命令我去政治部報到。糟了!在一個政治犯感訓機構裡,政治部是控管囚犯們頭腦的最高單位,任何一名囚犯,一旦被政治部傳喚,聽來的結果總是凶多吉少,十之八九「二進宮」,被押回台北軍監,加重刑期或被處決。我暗自忖量,一定是和我天一亮便廚房廁所兩頭跑有關。

 居然是政治部主任周文彬親自問話,大隊和中隊的兩位指導員也在座,好一個三堂會審,主座的桌上放了個大紙袋,已拆開又被覆蓋了。周主任劈頭問我:

 「你在這兒,除了同案的人以外,有沒有遇到過其他認識的人?」

 「沒有!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有遇到有認識的人。」

 「沒有?好好想想,官兵眷屬裡有沒有認識的人?」

 「沒有!」

 「有一位周太太叫吳素華的,你認識不認識?」

 我遲疑了一下,仍舊回答說:「沒有!」

 是我隊上的指導員在紙包裡抽出張紙條,唸出上面的字,三雙眼睛都注視著我:

 「胡子丹,我是你家鄉同學吳素華,我先生周雨農是這兒的軍需官,知道你缺少這些東西,給你送上,如有什麼需要的,就跟隊上官長講。」

 眷舍就在附近,這位周太太是在無意間看到我的,經多方打聽確認後,考慮再三,說服她自己,更說服了她先生,給我送來了這些日用品,牙膏、牙刷,還有毛巾內褲等。及時雨啊!除了感動,我特別敬佩的,是她的天大勇氣!比起楊惠敏(1915-1992)當年(1937)送國旗到五行倉庫更有勇氣,有過之無不及。

 彼時的政治犯被視同匪諜,比sars更可怕,她畢竟單純年輕,居然勇敢主動認我。長官們的疑竇頓釋,桌上的紙包交給了我。我發財了!尤其是精神上,倍增活下去的勇氣,不幸中又有了大有幸。(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