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會成立大會紀念。(作者提供)

 1918年,林獻堂偕其秘書施家本赴日小居,與東京台灣留學生開始密切往來。林獻堂在東京有一別墅,名為「雨聲庵」,該處即為當時台灣留日學生聚會場所。林獻堂在東京時,每逢星期日即高朋滿座,宛若小型台灣同鄉會。

 1918年時,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約有五百餘人左右。斯時,台灣留日學生從事學生運動的主要人有林呈祿(新竹人、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蔡培火(台南人、高等師範學校)、王敏川(台中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蔡式穀(新竹人、明治大學法科)、鄭松筠(台中人、明治大學法科)、吳三連(台南人、商科大學)等。他們擁立早已成為台灣知識份子先覺人物的林獻堂、蔡惠如為其統帥,在其麾下結成團體,展開實際運動。

 延攬青年發掘人才

 當時基於漢民族意識,台灣人一向在心裡認同中國,而台灣留日學生乘地利之便,得與中國留學生密切往來,於是蔡惠如、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等留日台灣學生,乃與留日中國學生的中華青年會幹部馬伯援等人,以親睦為名,取同聲相應之意,於1919年成立「應聲會」。

 惟該會因會員不多,且主要會員離散,故成立後不久,即自然而然地消聲廢弛;根據日據時代極秘文件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記載,當時與中國方面思想團體保有密切聯繫,且從事指導台灣留日青年學生的蔡惠如等人思想,深刻地支配台灣青年學生的意識型態,如研究中國語,或在年號上使用中國年號,稱中國為祖國,煽起排日氣氛等。

 噍吧哖事件(1915)的血腥屠殺與大逮捕,對在台漢人,尤其是知識份子與士紳階級,自是產生無比震憾,彼等又恢復從前禁口不言的狀態,幾均不敢再從事政治活動,林獻堂亦蟄伏三年之久,方再度出面領導民族運動。1918年,林獻堂偕其秘書施家本赴日小居,與東京台灣留學生開始密切往來。林獻堂在東京有一別墅,名為「雨聲庵」,該處即為當時台灣留日學生聚會場所。林獻堂在東京時,每逢星期日即高朋滿座,宛若小型台灣同鄉會。彼時因林家留學東京子弟有數十人,受林獻堂資助留日者又數十人,故林獻堂每年幾例行至東京小住一段時日,俾訪友管教子弟,並延攬青年發掘人才。

 1918年,林獻堂於日本東京邀宴台灣留日學生主要人物20餘人,就「對台灣當如何努力」為題各抒己見,惟議論紛紜,莫衷一是。席間林獻堂的秘書施家本謂,六三法是台人之枷鎖,應快予撤廢。此一建議立即獲得與會人士的一致贊同,後成立「啟發會」,並在該會名下設置「六三法撒廢期成同盟」,以林獻堂為會長,林呈祿為幹事;林獻堂與蔡惠如等人於1919年底,以啟發會的名稱成立了團體組織,在他們的支持糾合下,時擁有會員約100餘人,約佔當時台灣留日學生總數的四分之一,其中後來較著名者有林呈祿、蔡培火、彭華英、王敏川、黃呈聰、吳三連、劉明朝、莊垂勝,然而該會因內部會員思想與情感上的對立等原因,成立後未見有何積極活動,而於同年即告廢弛。

 台灣志士取《田中奏摺》

 林呈祿自啟發會解散後,深感缺乏一個組織以推動民族運動,乃慫恿蔡惠如於1920年1月在日本神田,取禮記大學篇「作新民」之義,成立「新民會」。當時眾人公推蔡惠如為會長,惠如力辭,謂非獻堂不可,於是眾人要求蔡惠如權充會長,直至林獻堂同意出任會長時為止。

 是(1920)年3月,「新民會」會員林呈祿、蔡培火、王敏川、鄭松筠、彭華英、蔡伯汾(台中人、帝國大學學生)、新炘(台中人、慶應大學學生)、劉明朝(台南人、帝國大學學生)、蔡玉麟(台北市、明治大學學生)等人,議商該會方針為:一、為增進台灣人幸福,開始台灣政治改革運動。二、為擴大宣傳啟發島民,發行機關雜誌。三、尋求與中國同志多多接觸途徑,其具體行動為:關於新民會,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稱,「新民會表面所揭櫫的綱領,雖係專門考究台灣所有應予革新事項,圖謀文化的提高,然當其實踐則係立於民族自決立場,推進島民之啟蒙運動,俾伸張合法民權」。

 旅居東京的台灣留日學生,1916年時已組成「高砂青年會」的同鄉睦誼團體,最初與政治運動無直接關係。1920年初「新民會」成立後,該會改成「東京台灣青年會」。當時,「新民會」的所有表面活動均移由「青年會」推行,「青年會」逐成為「新民會」的表面團體;斯時,正逢我國河北、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等五省發生饑饉,災情甚為慘重。是(1920)年9月,該會舉行秋季例會時,由陳炘提議展開募捐救濟運動,結果由台灣本島募得3,450圓,東京募得1,193圓,彙齊交予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有關機關處理。

 蔡智堪,台灣省苗栗縣後龍鎮人,12歲隨父到日本求學,後在東京落籍,開設「蔡豐源商行」,成為東京的台灣富商。

 1928年7月,蔡智堪攜日本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皮,喬裝成修補圖書的裱糊匠人模樣持牧野伸顯伯爵所送的「皇居臨時通行牌」,混進「皇室書庫」,抄錄<田中奏摺>,後前往奉天(瀋陽市)送交中方,公佈於世,揭發日人侵華陰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