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明勳先生,時任中央通訊社台北分社主任。(圖/葉文心提供)

總之,《感懷》五集收集的這些文字,陸陸續續出自他的手筆,我們把它總合起來閱讀,可以看得見他的形貌,也可以看得見他的時代, 一方面是戒嚴時期媒體輿論受壓抑的時代,一方面是解嚴以後媒體發行被市場化操作的時代。

先談他的形貌。父親作為資深新聞人,多年來進出台北的菁英圈子,但是他在兩蔣時代,從來不是當權者的圈內人。他冷眼旁觀,看見許多人忙忙地上上下下。他喜歡跟失意的人打交道,尤其關注被以不公正的手段排擠的人。

他所心儀的人物,不分省級、不分年歲、不分行業。這些人物有些共同點:比如大家都比較溫文儒雅、坦蕩篤實,都行事低調,待人善心並且細心,都不計較眼前功利,也不忘記前人的涓滴善意。有時候他把這些風範歸功到「中國傳統以儒家思想為依歸的教育」(2.:78)。但是在他眼中有這樣風範的人,除了大陸到台灣的人, 同時還有更多在台灣出生、在日本治下成長的長輩們。

他所不喜的人物,除了具有張揚跋扈、自吹自炫、自私自利、隨機而常變的特質之外,還有一個大過,就是失真。在他眼中,一個人如果有真人真性情,無論發之於酒酣之後、筆墨揮灑之間、或者默默無言的一個小動作之中,都能讓他感動。但是一個人如果戴著面具,懷著權謀,則無論在滾滾紅塵之中如何轟轟烈烈,意興風發,都是他所能夠一眼看穿、嚴厲不齒的對象。

父親對葉公超先生十分懷念。公超先生在台北以孤僻不隨和著名。公超先生駐美大使卸任之後,回到台北,跟我們家比鄰而居。他時常不請自來,同吃午餐,我們兄弟姐妹見到他也就覺得十分自然親切。我那時進了台大,需要選課,因為分不清「政治」、「社會」、「經濟」學各是什麼東西,選修以後學的是什麼,所以就向他請教。公超先生對各個學門作了精簡的評語,幾年以後我作博士論文,讀了教育部1940年代的檔案,對他的話方才更是心領神會。

公超先生有一回到了我們家之後,盛暑艷陽之下,忽然自己跑到門外的巷子口,對一輛計程車裏的兩位男士說,「你們去吃了飯再來吧, 我不走的。」原來這輛車不是營業的計程車,這兩位男士不是以開車的營收為業的司機,兩人的職責既不是為公超先生提供交通上往來的方便,也不是隨扈。兩人在車裏,如果一時無法離開,非要中暑不可。

我常想,父親為什麼在眾多人倫價值之中,獨獨講究一個「真」字?當年台北的氛圍,直言直語、真心誠意的話,聽在有心人的耳裏,一不小心,可以引來嚴重的禍端。真知灼見、與眾不同的話,聽在庸人的耳裏,經過似懂非懂的演繹,也可以羅織成文字獄。父親跟公超先生交往,兩人談書畫、美酒、蘭花、佳餚、孩子們、以及院子裏的大狗小狗。他對「虛偽」的痛恨,莫非是時代的產物。 他對「傳統儒家風範」的歌頌,莫非是對若干時代人物的反諷。

兩蔣時代,許多「渡海而來」的知識菁英先是抑鬱,後是凋零。有一段時期這批新聞界的「台北人」常常在入夜之後,跟隨中央社總社的老長官蕭同茲先生,一同在中山北路的藍天酒廊聚飲,品嚐西洋美酒,也品味人生。藍天有一夜失火,燒去了主人的全部家當,也燒掉了大家的去處。

近年有一天我在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裏瀏覽,見到國史館張炎憲館長主持出版的白色恐怖案件警備總部以及調查局檔案近百卷,信手翻閱,赫然翻到父親以及蕭公公的大名。他們平日晚上的友朋小酌,居然成為大華晚報總編輯李荊蓀「匪諜案」的背景材料。居然曾經有人認真考察過其中是否有人營造「為匪張目」或「動搖黨國」的言論。

國軍反攻無望,南京重慶的故人們紛紛凋零。父親曾經發出感慨,許多可以稱為─或成為-英雄的人物,到了台灣似乎都成了狗熊。這是深沈的悲哀。這也是時代的悲劇。父親這一組「弔亡」的文字,字裏行間,充分捕捉了這個時代的面影。這個悲劇,不僅是國民黨困守台灣的悲劇,更是國民黨在情、治、黨工的操作之下,有時誤把思想的整齊劃一當作唯一的「忠黨愛國」表徵。這是個誤差,所塑造成的庸人誤國是個悲劇。

(轉載自民國108年10月27日聯合副刊)(全文共四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