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明勳(左)與葉公超握手相見歡。(圖/葉文心提供)

父親久住台灣,台灣是他的故鄉。這個本土認同,對他來說發生地十分自然。他跟台灣的淵源,除了林、辜兩大家族的姻親,還有連、吳、李、蔡、陳幾家的世代交誼。他所參與的幾個重大媒體事業,比如台灣電視公司、新生報、甚至自立晚報,都是這些戚誼世交合作的結果。他的植根台灣,始自他到達台灣的第一天。

從新聞專業的角度見證台灣,他在《感懷集》這批文字中所一再闡述的第二個主題,就是政府跟民間、外地與本土之間是否相互溝通。

他到了台灣以後,半個世紀以來跟他淵源最深的兩個新聞機構,一個是中央社,一個是新生報。中央社台北分社的成立,原本的基礎是日本共同社的台灣支社。父親1945年成為首任台北分社主任。開始的時候,因為對漢文人才有需要,台北分社從福州招募了一批年輕的員工,這批人乘船而來,不但同事、同住、同吃,並且一起跟台籍同事學日語。1949年總社遷台,分社取消,人事上重新洗牌,父親也就離開了中央社。但是這批人始終不忘他這個分社主任,依然每逢年節生日,彼此相互往還。歲月悠悠,以後同仁們成婚成家、兒女讀書就業,以致疾病終老,由青壯而白頭,大家都把父親看成台北「福州幫」的大家長,幾十年相互牽掛。

新生報的前身是日本時期總督府所辦、全省發行量最大的台灣新報,報份達到十八萬。1945年由李萬居先生擔任社長,由日文改為漢文出版,由台灣長官行政公署宣傳委員會接管,初期因為漢文人手不足,父親在中央社,除了供稿,並且加入了撰寫社論的陣營。以後黨營的中華日報在中央黨部的爭取之下,得以在台南創刊,借用新生報的器材空間,成為新生報以外,另一個以全省為發行範圍的報紙。父親在新生報一直擔任董事,這個關係維持了五十年。

無論辦通訊社或報紙,父親都把重點放在跟地方碩彥以及民間人士的溝通上。然而1949年前後,「臺灣形勢險急,人心憂惶,而此時昔日多少的風雲人物與龐大的機構紛紛的渡海而來此」(1:17), 中央日報到了台灣。中央機構的到來,對台灣傳媒的地方生態而言,發生了巨大衝擊。中央日報「挟有新聞界獨領風騷的聲勢」(4:83),中華日報與新生報「都有懾於後來居上的聲勢」,幾乎無法求存 (4:83)。 父親在這個漢文人才忽然大大豐沛的環境裡,不久就完全離開了黨報體系。

以後政府逐年逐漸鬆動對媒體的管控,民營的聯合報、中國時報相繼成立,各種具有地方性、專業內涵的其他報刊也展現聲色。 父親在1960年代開始耕耘電視,這是尚屬新興的媒體,由台灣省政府贊助,依託省籍民間資本以及日本技術的轉移,成立台灣電視公司,另闢一片天地。

簡單地說,父親所經歷的台灣新聞史,是一個大陸遷台的官方黨報由盛而衰、報紙媒體由政府宣傳機構轉型成市場商品、媒體由平面而成為多元電子資訊生產者的歷史。1990年代初期,台灣報紙解禁,「無論黨營或省營的報紙,如談發行,都很難與民營報紙並駕齊驅」。幾曾何時,中央日報財務艱困,面臨結束的窘境。父親此時(1999年)稱道它無愧是「一份最乾淨的報紙」,是商業化滔滔濁流中的清流 (4:84)。 然而逝者已矣,以往一報獨大、一黨獨營的場面,在民主化、本土化、市場化的大潮流中不再能夠維持,公眾領域此時出現眾聲喧嘩的景象,民間也用不著政府來進行溝通。

1988年,蔣經國去世。同年父親在聯合報刊載長文《不容青史盡成灰》(1:44-63),提出對「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探討以及相關議題的反思。他因為1945年以後跟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以及他的左右有過不少接觸,目睹了不少前因後果,所以多年來反覆思考一個問題,就是當年如此重大的慘劇,究竟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居然可以發生。事件牽涉的雙方,一邊是台灣民眾,他們對脫離日本統治的歡悅,父親是毫無疑問的。另一邊是陳儀,他作為行政長官,接收治理台灣的認真努力,父親也認為不可否認。然而官與民之間顯然溝通乏善,缺乏相互的同情與理解。明眼人的建言,即使透過管道傳遞到官府,也看不出來對大局以及形勢有什麼幫助。

(轉載自民國108年10月27日聯合副刊)(全文共四篇,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