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振甫(左)與葉明勳連襟合影。(圖/葉文心提供)

「二、二八事件」帶來社會慘痛、道義責任、以及歷史影響,戒嚴時期長久被列為公眾論述的禁區。 解嚴以後,這個民間的公開秘密浮上了檯面, 構成對國民黨持續統治的重大挑戰,對台灣政治體制的轉型產生了重大的催化作用。此時台北市的媒體市場有如洪水開閘,「紅塵滾滾,眾口悠悠」(3:103), 司法、學術、與歷史議題的討論都出現泛政治化的現象(3:109-111)。 父親對這些發展並不認同,認為過猶不及。然而他對戰後國民政府主導的舊秩序也不認同。2000年台灣第十屆總統大選,國民黨慘敗,讓出政權。父親頗有感慨,他認為百年老店的國民黨,如果不「火速轉變觀念,把握機運」,大刀闊斧,以大氣魄徹底自我改造,改變政黨跟民間的關係,則「時間不多」,所謂的「浴火重生」就會變成口號,而所逝去的機會,也不會再有第二次的重現 (4:89)。

父親所謂的大氣魄自我改造,包含一兩個基本的意思。首先自然是國家必須停止把人民作為政治作戰的對象。其次就是國民黨去掉官僚氣息,黨工去掉衙門作風,認真把作為民主政治主體的投票人看成政府的頭家。他所厭惡的這個衙門氛圍曾經浸潤整個政府作業。比如說,兩蔣時代普通人如果辦事時候需要跟政府部門打電話,對方拿起電話,第一句話常常是詢問:「你是哪個單位?」給我印象很深的一樁小事,就是有一回聽見父親打電話,對方對他想必也是有此一問,他理直氣壯大聲地回答:「我是個人。我沒有單位。」

世紀之交,國民黨首次失去執政黨地位的前後,黨內像父親這樣有革新見地的大老想來不只他一個人。父親晚年數一數二的最親密老友,就是他的連襟、我的姨夫辜振甫。姨夫此時也已經多病。 他跟父親一樣,關切大局、關切台灣這個父祖兒女幾代人的故鄉。姨夫對國民黨的自我改造,除了認同父親的幾點之外,還加上一項對黨產問題的關注。那個時候黨產的管理曾經出現利益輸送、權責不清的幾個大案。姨夫即早就認識到國民黨必需自發主導,全面把黨產管理透明化並且合理化。

父親十幾年前的文字、姨夫當時跟他共同的想法,今日看來,仍然不失其中真知灼見的意義。國民黨主政台灣半個多世紀,兩蔣時代把台灣營造成一個三民主義富裕樂利的經濟體,自然有它的歷史性成就與貢獻。然而從公眾領域的氛圍與結果來看、從輿論與文教系統的運作來觀察,國民黨執政期間,執政邏輯生產培養了兩種社會菁英。一種是循著政黨體系上昇、能夠駕馭其中等差架構的菁英。 一種是配合國家經濟發展策略,把握機會、積累財富的菁英。兩者都是社會國家安定富裕的支柱。 這些國民黨長年執政、在穩定架構之中所培養出來的人才,有人善於高呼口號,有人選擇悶聲致富。 然而在強人政治解體、社會解嚴、民主轉型、政黨多元、各類宏論滔滔、多樣語彙並陳的時候, 無論哪一類人才面對這個新局面,都需要大刀闊斧的新思維與新作風,都需要及時轉型成為接得上地氣的公眾領袖,能夠兼顧朝野,也能夠兼顧內外變色的風雲。

《感懷》五集這批文字,發表最遲的一篇,完成在2002年陳水扁總統執政的時代。晚年年過八十的父親,正如他早年在大學時代一般,對輿論的力量、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懷抱著信念。在抵達台灣六十年之後,他相信國民黨必須徹底改造,台灣的民主制度無論硬件、軟體都必須充分健全。他認為只有如此,台灣在海峽兩岸的形勢之下才有存活的空間。他相信台灣社會需要儒家倫理的薰陶。他相信為人必須真誠。他經歷了動盪的大時代。他看足了戰亂流離的場景之下,有些面上斯文的人如何背地裡與人爭奪、有時候政府與政黨如何背離自我標榜的天下秩序。他受到的待遇,未必全都是溫良公儉讓。然而他目光清澈,他說他這輩子充實無憾,「走遍了千山萬水,看盡了人情事故」 (3:196)。

父親是一個睿智的觀察者以及評論者。艱難挫折,並沒有讓他失去對周遭人們的細心與關愛。我讀這一套《感懷》五集,我所讀到的既是他的側影,也是他經歷過的時代。

(轉載自民國108年10月27日聯合副刊)(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