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權會指出,僅憑《紓困條例》第7條不清不楚的條文,是否就賦予了疫情指揮中心發布這種禁令的權限,也都大有憲法上的疑義。(報系資料照)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發布旅遊禁令禁止大學及高中以下師生出國旅行外,也決定「非必要」前往第三級警示的國人,其回國的檢疫、隔離,除不得領取補償外、還需加徵必要費用,甚至要「姓名」,台權會指出,僅憑《紓困條例》第7條不清不楚的條文,是否就賦予了疫情指揮中心發布這種禁令的權限,也都大有憲法上的疑義。

台權會指出,法治國家中最基本的「依法行政原則」和「法律保留原則」卻都顯遭輕忽。包括禁止措施的法律性質究竟為何,是行政命令、一般處分、行政指導或其他行政行為?禁止措施的制定與施行,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其法源依據為何?到目前為止,這些問題的答案都仍不明確。

台權會認為,行政院援引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授權疫情指揮中心為了防疫,得為「必要」措施,成為本次行政院發布旅行禁令的依據,但欠缺對「必要」的進一步定義與監督。導致指揮層級只要張著防疫大旗,所有措施就彷彿都有了不言而喻的必要性。

另外,疫情指揮中心提及若民眾前往第3級疫區國家回國,擬公布其姓名,並宣稱此項決定的法律依據為《紓困條例》第8條,台權會說,參酌《紓困條例》第8條的立法理由,這個限制人民隱私權的立法,所設想的情境,是疫情指揮中心為有效防治及避免疫情擴散,可決定公布個案行經路線等,但至今仍欠缺對何謂「必要的」個資公布措施,有更細緻的說明。

疫情指揮中心提及,公布姓名既是為了懲罰「明知故犯」的人,也是為了疫調所需。台權會則認為,除了疫調、公布姓名、避免疫情擴散三者的關係需被進一步釐清外,殺雞儆猴的後果,恐怕只是帶來大眾對病患的歧視,影響人民多項基本權保護,甚至導致疫情被蓄意隱匿,反而造成防疫破口。這應不是當初立法者的期待,也非指揮中心及多數國民所樂見的結果。

而近期一連串電子監控措施,台權會則指出,存在資料流向不明、合法性不明的問題;甚至在日前,藥師在眾目睽睽下向婦人下跪,從而導致指揮中心及台北地檢署都表示將從嚴偵辦的事件,但法律責任的構成要件,難道可以隨政治壓力而隨意調整嗎?檢察官若恣意起訴,豈非只是將維護司法正義的責任,悉數轉嫁給法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