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論

 面對新冠病毒疫情的侵襲,歐美各國政府封城禁足、解封步調相關決策的過程,大異其趣。英國首相強生因為個人的輕忽而染病,英國成為歐洲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美國則是全世界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英美兩國的疫情同樣慘烈,檢視社會安全制度近乎南轅北轍的美國和英國,結果迄今卻同樣都是令人遺憾的傷亡慘重?

 最近兩星期,美國總統川普和英國首相強生,無疑是全球媒體最矚目的焦點。川普如今一方面針對新冠病毒源於湖北武漢,進行全方位的「甩鍋」攻擊,另一方面則就國內各州的重新開工,再次啟動經濟,以解決失業問題所釀成的政治危機。金髮披頭的英國首相強生,是當今世界政壇最知名、能夠痊癒的COVID-19確診病患;或許正因為從鬼門關走過一回,強生對於疫情嚴重性的認知,已經回歸「讓科學說話」的正軌。

 為了對抗疫情,各國政府和國家元首端出的因應對策,林林總總,琳琅滿目。但總結有兩個特點:第一,科學專業(science as profession),要不要優先於政治與經濟之考量;第二,政治權力的行使(the right to exercise power),有沒有界限。前者屬於國家元首的個人領導統御風格,以及能不能做出及時、正確的政治判斷之範疇;而後者則涉及東西方、甚至美國與歐洲各國的政府體制,如何應對行政權當此非常時刻的迅速擴張,以及能否、如何加以限制與監督。

 美國的第四位總統James Madison(任期1809年~1817年)曾經說過:「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只是被人民賦予不同權力與責任的不同代理人和委託人」,相對於英國政府的集權體制,美國中央地方均權的憲政真義,此次在疫情防制、居家封城、乃至於解封重新開工的過程,「先救人,還是先救產業」、抑或「先防疫情擴散,還是先拚民生經濟」,表露無遺的是人言言殊、資訊混雜、各自為政,甚至總統與州長在大政方針上的相互掣肘。

 再來看醫療體系,英國有全民醫療服務(NHS),政府做莊,全民受惠,而美國沒有。此外,美國從東岸到西岸的幅員遼闊,人口超過英國五倍,各州因時與因地制宜、更可能因為州政府財政豐瘠狀況有異,民眾能接觸到的醫療照護與福利措施大不相同,更凸顯出「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貧富懸殊在美國已經上綱到「生命有價,命有貴賤」的政治價值問題。

 兩個所謂的先進國家,拙於抗擊疫情,何以致之?最根本的原因莫過於,川普和強生一開始對於公衛政策資訊的認知不足,經濟和政治的考量,優先於醫療的科學證據和專業建言,如今滿目瘡痍,無法自圓其說,付出慘痛的政治代價,實屬在所難免。

 美國學者Deborah Stone曾經指出,政治決策的資訊可分為兩種:與替代方案的價格與品質有關的客觀資訊,以及與個人偏好有關的主觀資訊。換言之,主政者可以基於精確的資訊,做出「理性型」的抉擇,卻也可能因為想要進行政治勸說(political persuasion),而做出「灌輸型」的甩鍋指控之抉擇。

 川普過去一個多月,每天在白宮開記者會,一再強調自己洞燭機先、疫情管制成效斐然。但是在4月下旬全美死亡人數直逼6萬人(之前),他就不再舉行白宮記者會,為了六個月後的總統大選,策略性的轉進到「病毒甩鍋」的政治攻擊。而英國首相強生在確診前、出院後,「畫面會說話」,從意氣風發到面容憔悴,5月喜獲麟兒的強生,此時要化險為夷,勢必將依循英國政府記者會講台,永遠看得到、想必也是他感慨最深的三句標語: 「留在家裡」(Stay Home)/「保護全民健保」(Protect the NHS)/「拯救生命」(Save Lives)。

 今年過世剛好100年、德國偉大的社會科學思想家韋伯(Max Weber),將「資訊」(information)視為「權力的工具」(instrument of power)。英國學者Peter John強調的則是,「資訊與勸說」做為「軟性工具」(soft tool),有助於法律和管制運作更有效率的功能;然而,國家機器可以透過龐大官僚體制的特殊管道,取得「所需要」的資訊。

 醫學的專業與公衛的訊息,對於政府決策制定的影響,顯然有其在政治上的侷限性。此時此刻,任何客觀、專業的資訊,都可能只有工具性的價值,尤其在選舉之前無法完全避免。就此而言,能不能實事求是,將醫療專業與科學證據之資訊,做為防疫決策和民生紓困政策的唯一判準,將是美國和英國能不能走出死亡人數高峰拐點的關鍵。而如果要帶領人民走出困局,則兩位國家領導人就必須尊重客觀的資訊,做出理性的抉擇,擺脫選舉政治的桎梏!兩國人民之福,存乎一心;依據科學的證據做出決策,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