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英國文豪狄更斯名言:「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因全球COVID-19疫情的爆發,台灣以「Taiwan Can Help」為號召,引出了許多產學合作的國家代表隊,從檢測試劑、疫苗、治療藥物、醫療支援系統等,在在突顯了台灣科研能量的厚實度,以及產學合作的扎實根基。但在《大學法》及《公司法》等法規的限制下,學校欲發展符合國際之營運模式(Business Model),卻受到層層的阻礙,即使《科學技術基本法》已修法完成,學校法規制度若未跟上亦是枉然。故台灣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從歐美產學合作的經驗上取經借鏡,思考如何回饋到台灣現今的產學環境。

 目前國際產學合作推動組織大致分成三種類型。首先為「校內組織型」:包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Industrial Liaison Program、史丹佛Stanford-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柏克萊UC Berkeley-IPIRA。校內組織型產學推動組織通常會在合作初期向企業收取一定比例之管理費(Overhead Fee),此後合作收益將按比例分配予研究人員、學校、及系所,產學推動組織不再另行分潤。

 此類產學推動組織善於運用校內資源,與校內技轉辦公室幾乎密不可分,專業經理人亦時常提供彼此策略性支援,支援項目涵蓋專利法務、技術移轉、智財維護、市場潛力分析、技術商品化潛力等功能。值得一提的是MIT-Industrial Liaison Program是以會員制(Membership)作為號召,針對企業會員提供市場趨勢諮商、企業媒合、及新創等產學合作服務。然而MIT-ILP的專業團隊並不侷限於產業聯絡專家(Industrial Liaison Office, ILO),包含了MIT的技轉中心(TLO)、創新創業中心(Entrepreneurship)、新創加速器(Startup Exchange)等,專業團隊組合突顯了校內組織型組識掌握校內資源並善加運用的特性。

 再者,第二種類型為「技轉公司型」:包含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 Innovation、以色列希伯來大學Yissum,二者皆是由學校完全持股之專業技轉公司,由董事會及學校共同監督管理。技轉公司型產學推動組織能夠百分之百掌握學校之研發技術,專業服務涵蓋較廣,包含:顧問諮詢、企業媒合、技術移轉、商品化、專利維護等工作。

 此類型產學推動組織與校內組織型一樣於合作初期會向企業收取一定比例之管理費,但因提供之專業服務及資源涵蓋較廣,故此一管理費比例也就較校內組織型來得高,大約30~35%。然而與校內組織型大不相同的是,技轉公司型於扣除管理費之後,仍享有與研究人員、發明人共同分潤的機會。以Yissum為例,技轉權利金在學校、研究人員、及研究人員所屬研究室分配過後,Yissum至少可再與學校均分取得百分之十。此類型產學推動組織強調公司化經營,與學校各司其職共享其利,是目前國際上推崇且有效推動產學合作的模式之一。

 第三種類型為「協會輔導型」:包含德國弗勞恩霍夫協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荷蘭TNO科研創新組織(The Netherlands Organisation, TNO)。二者皆為非營利之科研機構,基本上不屬於任何一個政府部門、企業、或學校,以技術中心、學校、及企業三方的協作模式營運。所謂支援、輔導意指會根據企業之技術及經費需求給予產學研究計畫適當的支援及輔導。

 以德國Fraunhofer為例,站在支持輔導的角度,Fraunhofer不提供100%的營運經費,而是根據各研究所向企業及政府爭取研究經費的情況,決定挹注經費多寡。研究所之經費來源一般分為政府研究合約及企業研究合約,合計約佔經費來源之70%,僅管各研究所之經費來源之組成皆不盡相同,但各研究所仍被要求達成50%之企業資助目標(Industry-Funding Target)。再者,研究經費募集的金額影響研究所年度收益,約佔總研究合約金額之30%,誘因明確易於強化研究人員與企業合作動機。

 目前台灣多數學校之產學推動組織偏向校內組織型,容易產生利潤認列及責任歸屬不明確的問題,甚至是缺乏完善的校內誘因機制,難以鼓勵教授在教學研究之餘進行產學合作。究竟大學產學是要走向公司化或法人化?亦或二者併行推動雙軌制(Dual Track)?此議題目前仍持續在延燒,但畢竟台灣的產學環境仍在萌芽發展階段,不論是產學公司化或法人化,定會衍生出屬於台灣產學合作的創新模式,佈局「台灣+1」的產學新興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