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迺迪被枪杀身亡后,医生在他身上一直找不到合理弹口,而且被开两枪却只有三个孔?难道是子弹路径重复了?原来──急救医生没说,伤及气管的弹口已被作为气切造口。但还是没能救回总统的命。
【精彩书摘】下午的悲剧过后,派瑞立刻在临时记者会上被大量记者包围。他说脖子上的伤口是子弹进入处,这让媒体在最初的数小时到数天中,都假设有超过一发子弹是从正面发射。当然,这和逮捕李.哈维.奥斯华的理由完全衝突。这个年轻人在案发一个半小时之内就被逮捕,并立刻被指认为此案唯一的枪手,即便他开枪的位置是在甘迺迪总统的背后。
关于总统之死的报导和验尸报告相互矛盾,因而产生了政府企图掩饰什么的感觉。休姆斯直到第二天才打电话联络派瑞,并且听说了气管上的弹孔。对他来说,这是完成谜团拼图的最后一项资讯:背后脖子下方的弹孔、他在肺部右上方胸腔找到的瘀血、派瑞进行气切的伤口,以上三者正好连成一线,并且符合从后方开枪的弹道,跟头部的伤口一样。这代表总统是死于背后击发的两枚子弹,且只有一名枪手,不是军事政变。然而,许多人却认为年轻外科医生在总统还活着时亲眼看过伤处,他的即时证词应该比军医院在半夜秘密进行的解剖勘验,来得更加重要可信。
关于甘迺迪的枪伤,最终在亚伯拉罕.扎普鲁德(Abraham Zapruder)所拍摄的业余影片中得到解释。这都要感谢他的秘书,让他能清楚录下总统的车队,因此也录下了枪击的经过──扎普鲁德为了取得更好的视野而站在墙头,但由于他有晕眩症状,所以秘书得在录影时固定住他的脚。这段影像一直到15年后才释出,如今已眾所周知,呈现了甘迺迪总统头部的碎片飞喷到空中,而他的妻子贾姬(Jackie Kennedy)绝望的爬上移动中的车辆。比较鲜为人知的,则是影片中头部中弹前五秒钟──虽然很不明显──甘迺迪总统突然皱起眉头,并用双手抓住喉咙。大家好似都没有注意到,但当每个人都在欢呼挥手时,甘迺迪总统似乎正面临窒息。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头部恐怖的伤口来自第三枪;第二枪则是从背后击发,垂直贯穿声带下方的气管,这让总统无法呼救或大声喊叫,所以没有人注意到他呼吸困难。子弹接着从颈部前方穿出,打中坐在总统前方的德州州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使其胸口、右手腕和左腰均受伤。由于弹道相当怪异,这枚子弹因此被称为「魔术子弹」,又叫做「华伦委员会证物399号」。然而,根据扎普鲁德所摄影片中对枪击现场做的模拟重现,显示弹道其实并没有特别异常之处。在第二枪之前,枪手还有开一枪,但没打中目标,而是误伤了观眾詹姆士.塔格(James Tague)的右侧脸颊。这个声响让康纳利在车上转身,并捡起他的宽边帽;因此,第二枚子弹对他和甘迺迪所造成的伤害,确实都在同一直线上。直线的另一端甚至可以延伸到德州教科书大楼(Texas School Book Depository)敞开的六楼窗户。时至今日,仍无法肯定当时在窗口的就是李.哈维.奥斯华,抑或是枪手另有其人,因为奥斯华矢口否认犯案,并且在案发两天后就被射杀身亡。
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两枚子弹对总统造成的生命危险有三个层面:头部的子弹摧毁了他右脑的很大一部分,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哪一部分,因为约翰.甘迺迪的大脑就此消失了。然而,无论脑部的伤害多么恐怖,都并不一定致命。右脑的伤害可能造成左半边身体瘫痪(半身麻痹)、半身感觉迟钝、对刺激的注意力缺失(忽略症候群)或左侧视野受损(偏盲),也可能造成人格改变(额叶症候群)、无法进行简单的数学计算(算术缺陷症)、失去音乐欣赏的能力(旋律辨识障碍症),以及失去记忆(失忆症)。但说话和语言理解的能力大部分位于左脑,负责管理呼吸和意识的脑干则离得更远,因此,或许枪击案过后,甘迺迪作为人的一大部分会几乎完全消失,但他的身体可以带着枪伤继续活着。
他头部的严重失血也未必致命;只要心臟能维持血压,严重的失血就可以经由输液和输血恢復。甘迺迪总统在到院时一定还保持足够的血压,因为他仍然有脉搏,而且并未完全失去行动能力。验尸结果也显示,并没有任何预期之外的内出血。当然,我们还是很难知道,是否有办法替脑部如此大范围的伤口止血。
最立即的威胁是气管的伤口。在子弹贯穿气管到加利科插入呼吸管之间的八分钟,甘迺迪总统都没办法呼吸。血液缺氧的状态持续过久,就称为窒息。窒息会快速在身体各部位造成伤害,而最严重的就是大脑和脑干,两者在缺氧状态撑不了太久。一开始的伤害是可逆转的,伤者会失去意识昏厥;接着,当伤害变得不可逆,伤者虽然无法再恢復意识,但还是可以自主呼吸,这样的状态称为昏迷;最后,待伤害变得致命,脑干中负责意识、呼吸、血压等维繫生命运作的系统将完全终止。甘迺迪总统之所以在呼吸困难时出现怪异动作,就是因为缺氧导致脑干呼吸中枢受损。尸体解剖中显示肺部没有出现塌陷,也没有大量积血;因此,如果能早一点进行气切或插呼吸管,或许就能拯救总统的生命。如今,任何失去意识的病患在移动之前,都会先由救护车人员插呼吸管,因为每一秒都至关紧要。
美国的第35位总统死于失血过多,且情况太过严重,以至于整间创伤室的医生都束手无策;窒息也是死因之一,因为太晚进行气切。耐人寻味的是,美国的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也是死于类似情况;虽然其失血过多是医生造成的,而该名医生还拒绝进行气切,让他窒息而死。
有位目击者鉅细靡遗的描述了华盛顿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是华盛顿的私人秘书托比亚斯.里尔上校(Colonel Tobias Lear)──1799年12月13日星期五,华盛顿起床时觉得喉咙有点痛,只听他的声音沙哑,不停咳嗽。儘管前一天他才刚在雪中骑马,他这天还是在凛冽的冬日前往农园。当天晚上,他因为高烧而醒来,几乎没办法说话,还开始呼吸困难。随着吞咽逐渐困难,他变得越来越焦躁,试着用醋漱口,却马上呛到。星期六早上,他不顾妻子的强烈抗议,命令照护者替他放血,可惜病情并没有好转,于是他又召来詹姆士.奎克(James Craik)、古斯塔夫.理查.布朗(Gustavus Richard Brown)和伊莱沙.库伦.迪克(Elisha Cullen Dick)等三名医生。他们之后又为总统放了好几次血,在16个小时内几乎累积了两公升半!
华盛顿逐渐变得虚弱,连坐直的力气都没有;但如果想平顺呼吸,正坐是必要的姿势。接近夜晚时,他的呼吸越来越费力,原因或许是喉咙发炎,让会厌肿胀,几乎要堵住气管。这样的情况会让病人觉得自己随时都会窒息,是相当不妙的感受。即使如此,此刻已经失去了将近一半血量的华盛顿,却表现得相对冷静。三个医生中最年轻的迪克医生,想要进行气切来救总统的命,但奎克和布朗都认为风险太大而反对。因为失血过多而筋疲力竭,再加上喉咙感染而窒息,华盛顿最终于晚上10点过世,享年68岁。
依现在状况而言,要缓解急性呼吸问题,未必需要施行气切。大约20世纪初期,气切已经可用插管取代,将呼吸管从嘴巴插入气管。呼吸管──现代医学中大为成功的救命器材之一,是一条简单的抛弃式塑胶管,有弹性,直径约1公分,长度则是30公分。管子尾端连接一个小气球,一旦管子通过声带进入气管,气球便随之充气。这会在管子连接的呼吸器和肺部之间,形成气密状态。插管不只能缓解呼吸问题,也能在一般手术麻醉时协助呼吸;在病人气管中利用呼吸管来有效插管,已成为每项大型手术的基本条件。在极少数情况下,假如插管失败,病患面临窒息,气切仍是最后的救命法。
1963年11月22日星期五的事件(甘迺迪遇刺案),将一直与马尔康.派瑞往后的人生扯上关系。事发当时,他才成为外科医生不到两个月,而后又经歷了一段疯狂忙碌的日子──总统过世后,他立刻被召到手术室为州长康纳利动手术;过了两天,他又进到手术室,双手置于李.哈维.奥斯华的腹部,努力想止住动脉的出血。
(本文摘自 《手起刀落──外科医疗史》/大是文化)
【作者简介】
阿诺德.范德拉尔(Arnold van de Laar)
斯洛特瓦特医院(Slotervaart Hospital,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外科医生,专门从事腹腔镜手术。
他出生于荷兰(现已正名为尼德兰)的斯海尔托亨博斯镇('s-Hertogenbosch),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学习医学,之后在加勒比岛屿圣马丁岛担任首席外科医生;现在与妻子及两个孩子一起住在阿姆斯特丹,每天都骑脚踏车上班。本书是他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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