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廿日,《中国时报》报导,李登辉在参观绿岛人权文化园区时,首度开诚布公地说,大四那年,他曾与另外四位台大同学成立名为「新民主学会」的社团,该社团部分成员日后遭共产党吸收,他则在观察到共产党只是想要利用社会主义思想揽权后,主动求去…。

「新民主学会」正确名称应是「新民主同志会」;至于「另外四位台大同学」则是:

李薰山(一九二二─):竹北客家人,台北帝大化工系第一届学生,一九四六年六月毕业后在改制后的台大化工系当助教,同时先后在基隆中学与泰北中学兼课,并加入了中共在台湾地下党组织。

李苍降(一九二四─一九五○):出身芦洲李家;日据台北二中毕业;一九四四年四月因为阅读李薰山从帝大图书馆偷来的反日书籍繫狱;光復后出狱加入叔父李友邦领导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部;一九四六年离开后到杭州高中读书;二二八事件后为协助婶婶严秀峰营救被非法逮捕解送南京的李友邦而回台。

林如堉(一九二四─一九五○):生于板桥仕绅家庭;海山小学校毕业后与李苍降同期考进台北二中;为了抗战,一九四三年四月就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再辗转于福州参加国民政府所属海军;日本投降后随军回台;后辞海军翻译官,转到角板山从事山地工作;二二八后转任台北泰北中学史地老师。

陈炳基(一九二七─):万华人;一九四四年四月就读台北二中期间因为参与反日组织而繫狱;光復后与李苍降等一同进出三民主义青年团台湾区团部;一九四六年六月考进省立法商学院(后来改制为台大法学院)专修科,成为台大学运主要领导人;二二八后流亡上海;七月返台后加入共产党。

严格说起来,这里只有李薰山与陈炳基是「台大人」,而没有所谓的「另外四位台大同学」。经歷光復以来这样那样的事件及二二八的衝击后,他们五人如同大多数热血台湾青年,在思想认同上自然就从所谓的白色祖国转向红色祖国,并且有了要求实践的主观愿望。尤其是在杭州受到反内战学生运动洗礼的李苍降,返台以后便积极以自己的交友圈为主,陆续找了李登辉、李薰山、陈炳基与林如堉等人,筹组一个左倾青年团体。

李登辉在上述访谈录中说,他在二二八发生前就通过台北二中出身的何既明介绍,认识他的同学林如堉与李苍降;「认识这些人以后,也认识了陈炳基,但是我还不大知道李薰山。」

李薰山一九八八年跟我透露这段秘辛时则说,他是通过李苍降的介绍先后认识了同在泰北中学任教的林如堉、还在台大农学院念书的李登辉及台北学生领袖之一的陈炳基。

李薰山说,十月,李登辉填写了入党申请书,经由他亲自交给上级领导。另外,李苍降和林如堉也在十一月经由陈炳基及其他管道加入。其后,「新民主同志会」由二二八后入党的原台大医学院助教郭琇琮(一九一八─一九五○)领导;到了年底,再改由上海交大土木系毕业的徐懋德(苏州人,化名李絜,绰号「外省李」或「小李」)领导,「通过民主方式开展群眾运动」。

一九四八年二月廿七日晚上,他们执行地下党向全岛各地民眾散发「纪念二二八告台湾同胞书」的决议,上街行动。他与与李登辉一组,沿着泰顺街到台大,再从台大到南昌街的台电变电所,在沿路的墙壁上涂写纪念「二.二八」的政治口号…。之后,李登辉就不再出席「新民主同志会」的定期聚会;原因不明。

十月廿五日凌晨,林如堉、李薰山及三十几个牵连的群眾被捕(陈炳基转入地下),随即押往警备司令部。李薰山说,侦讯时,特务一再追问「新民主同志会一共有几个人?」只要他和林如堉在严酷的刑讯中无法坚持或稍漏口风,李登辉和李苍降等人也将立即遭到被捕厄运,但是,由于他们在被捕之前得知同志会只有他们两个和陈炳基暴露,所以在个别侦讯时都不约而同地回答说「三个」。因为这样,他们很快就被送往军法处结案。

李苍降于一九五○年元月被捕,十月十四日枪决;林如堉因为另涉所谓狱中组织案而于同年十二月廿六日枪决;李登辉则在一九六九年六月最后一次被约谈之后在官僚体制内青云直上。

李薰山晚年因此感慨地说:「如果我和林如堉在被捕以后就供出李登辉和李苍降的话,那么,李苍降也不会在后来被枪毙,而李登辉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地位!」(作者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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