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阎连科看来,诺贝尔文学奖给予莫言的受奖词是歷来最不适切的。「魔幻2字就把其成就抹杀掉一半!」他认为当代华语作家受到西方影响太深,而亟欲建构起属于中国小说的现代性,对于同样有此企图心的莫言,阎连科认为西方给予的讚誉,其实不及其成就。

来台参加「世界华文小说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发表演讲,阎连科认为莫言被定义为「魔幻写实」极不适合,最合适的定位应叫作「狐幻」。他主张华人作家在当代要从西方写作中「撤回来」,但又不像台湾所实践的写回传统形式,他认为退回来是要从汲取的西方写作经验以及中国传统中建立中国小说的现代性,他强调:「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小说、自己的理论。」

阎连科认为当代中国,好的作者必须在内容上去面对、回答中国的现实问题;在方法上看中国的现代性。他强调作家的「我认为」十分重要,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奠下钱锺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人的地位,但当代中国却有很多人徒有观点却不敢说。向来勇于探触社会现实的阎连科,也因此曾因书被禁而在军旅生涯中写了半年的检讨书,一度准备回归农村。

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副教授刘剑梅指出,阎连科的《四书》可视为「写作的叛徒」,当作自己写作的一段假期,是一次真正的为自我的写作,不考虑是否能通过政治审查,也不在乎商业利益。对此现任美国杜克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教授罗鹏质疑,在当代中国不考虑审查的自由写作几乎不可能,阎连科也曾表示作家可以选择从不同的角度关注社会现实,而让作品得以问世。

《四书》至今仅能在台湾出版,刘剑梅认为阎连科已做好审查不通过的准备仍要完成此作,虽然在大陆多次被出版方打回票,但他仍自己掏腰包印了200册,是写作的忠诚和赤子的表现。中国作家即使仍受限于审查制度,但已能适时地给自己放个假,抑或如高行健的选择,到国外给自己一个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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