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新国家的建设而举行的各种政治会议，都在没有孙文参与的情况下一一进行。
1911年10月10日，于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国的革命起义接连爆发，湖北省军政府都督府也跟着成立。
孙文也曾尝试发起了十次革命蜂起，但一次都没有成功。不仅是没有建立起边境革命政权，也没有任何一个省呼应起义加入蜂起，不过就是独自的零星蜂起罢了。然而，武昌蜂起却造成了孙文从未体验过的、全国性大规模的串连。
革命成功不在现场
武昌的革命军受到清军的反击，无法立即攻下武汉三镇的汉口、汉阳等地，然而受到武昌革命的激发，上海、南京、安徽等地，都纷纷宣布脱离清朝统治而独立，各地的军政府都督府也陆续成立。在各地蜂起的革命军，其军力集合起来虽然尚不足以打倒清朝的北京政府，但清军所剩的兵力也不足以将革命军一网打尽，于是过程中所谓的南北和议也持续在进行，以求休战。
隔年1月元旦，长年的目标，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终于在南京成立，此时全国尚未统一，形成北京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峙的局面，中国分裂成南北二政权。
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此重要的政权转换时期，孙文却不在中国。也因此，自辛亥革命到中华民国建立的政治走向，并没有按照孙文的剧本进行，而是受到其他的政治力所影响。不管怎么说，孙文并没有办法领导所谓的狭义辛亥革命（10月至12月底）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两个月中，辛亥革命内战、为了新国家建设而举行的各种政治会议，都在没有孙文参与的情况下一一进行。
在武昌，多亏了革命派的事先运作，屯驻于武昌的新式陆军清军，在革命蜂起时也加入了革命派。原本打算在清朝体制内推行宪政改革的立宪派，也与革命派合作，协助革命派在原本为了新政而设置的地方议会谘议局内，成立了独立的军政府。
于此，双方达成了几项协议，包括将谘议局视为军政府、将中国改称为中华民国、将政体改为五族共和（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并由曾为清朝军人的黎元洪担任都督。
其后，黎元洪被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鄂」即湖北的别称，仅是暂时性的湖北省革命都督。不论怎么说，之后中华民国中央政权确立后，势必会选出全国性质的大总统；与孙文毫无关联的新世界，已经诞生。
话虽如此，同盟会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参与。武昌革命政权成立后，虽然稍嫌太迟，同盟会的黄兴与宋教仁还是进入了核心，黄兴成为了中华民国军政府临时总司令，指挥革命军作战，而宋教仁则是着手进行湖北省临时约法制定之工作。当时协助他们的，则是汤化龙（原湖北谘议局议长、湖北军政府民政长）。
宋教仁与汤化龙，虽然一人是革命派、一人是立宪派，但都是留学日本法政大学的同伴，仅花了半个月，就制定出《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全60条），实际上，即为湖北省的省宪法。冯天瑜、张笃勤在着作《辛亥首义史》中，给予了高度评价。
的确，在孙文不在场的情况下制定的宋教仁宪法论，是孙文「三序构想」的军政阶段思维所想像不到的先进内容。也正因为孙文不在场，辛亥革命时期的政治改革，迅速地跳过了军政（军法之治）、训政（约法之治），直接迈向了实现宪政（宪法之治）之风潮。
各地爆发辛亥革命后，原在日本的多数留学生也纷纷归国，加入革命的行列留日的医学院学生，也组织了红十字会，归国前往中国战地，为伤病兵进行救护工作。当时还没没无名的蒋介石，则擅自脱离日本陆军的高田连队，前往上海加入了上海都督陈其美之下从军。
既然各省已经独立，接下来则必须要建立起取代清朝政府的革命中央政府。武昌的黎元洪提议以各省的军政府为基础单位，建立联邦国家，为了审议此一新国家的构想，邀请独立各省派遣全权委员前往武昌共议。其中云南都督蔡锷反对联邦国家之构想，而主张：「制定国体为民主立宪，建设强而有力的统一政府，结束军政实现全面立宪。」（〈致各都督电〉）
新政体与孙文无关
总而言之，在革命后延续军事政权独裁统治，孙文这样的构想已被全面否定，立宪议会制度之风潮成为主流。若说同盟会内部会产生议论，那想必也只有孙文会大声疾呼，声称眾人不遵循他的「三序构想」，直接进入宪政体制。不过，此时孙文人在国外，并没有办法进行任何反驳。
等到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也脱离清朝，各都督代表齐聚于上海，组织「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为了建设新中央政府而进行协议。12月，在武汉举行的联合会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被採决，仿效美国的总统制，决定以临时大总统与一院制的参议院开始实行新政体。这是经过代表机关正式审议而採决的内容，实际上就是宣布共和体制后的第一号基本法规。隔年诞生的南京临时政府，也是以此法规为依据。（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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