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年第二季的中国经济成长率仅达6.2%,为30年来的最低成长速率,而美国则仍有优于过去10年GDP平均的表现时,易令人直观地认为中国已在美中贸易战中受创。

确实,美中贸易战开打后,全球贸易量成长速率便急遽减缓,并让眾多出口导向的小型经济体饱受其害。但全球贸易量成长趋缓并非一日之寒,而是自金融海啸以来即持续存在的长期现象。WTO更预估,今明两年全球商品贸易年成长率将由2018年的2.9%放缓再至2.6%。同时,中国人均所得已进入中等收入俱乐部,经济成长减缓亦算可预期的现象。

那么,究竟该怎么解读今年第二季美中两国经济成长表现之别呢?从全球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的消长切入,应是个不错的观察点。相较于商品贸易的委靡不振,服务类贸易成长速率却依然快速。联合国资料显示,自2011年起,全球服务贸易金额占全球总贸易金额比即明显扬升,2016年更来到24.25%,凸显出商品贸易金额占比从早前的逾八成,一路滑落至75%左右,即可看出服务贸易增长及商品贸易减弱的不同发展趋势。之所以会有此一变化,则必须从生产型态与消费的改变解释起。

随着科技进步和网路快速发展,许多商品(含其载具)消费转为线上服务化,也让中国等新兴市场强大的制造能力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就拿资料储存的光碟为例,过往各种资讯及影音作品必须先载录至光碟上,才能流传与交易,因而需要透过新兴国家的制造能力(如低廉的劳动力与较低的环保要求)生产大量的载具支应。

如今,以美国为首的数位内容供应商,如Netflix、Apple等崛起且提供迅速又便宜的服务后,即便消费者对电影、影集的消费行为一如往昔,却不再需要透过光碟或百视达等租售通路,自然使新兴国家的相关产品制造大减。这也解释了何以近年来在商品贸易成长减缓下,服务贸易仍呈现快速成长,难怪做为全球创新基地的美国,会成为全球最大的服务出口国(2011年后美国服务贸易金额占全球服务贸易金额比皆在14%以上)。同理,其他的非实体商品如软体或服务,也陆续发生类似的现象。这意味着当非实体商品与服务不再需要实体载具时,使「中国制造」的存在价值开始遭到侵蚀。

或许有人会问,人们总要消费实体商品,中国理应仍有偌大的制造商机吧?就目前而言,美国内需市场有诸多民生用品(或消费性电子产品)仍仰赖自中国进口,这也是8月13日川普政府为什么要把中国对输美3,000亿美元商品的部分品项加徵关税期限,从9月1日延至12月中旬,无非就是为了要避免伤及美国消费动能。

然而,以较长期的角度来看,由于近年来欧美国家消费者偏好转变,产品消费周期变得愈来越短,有些甚至缩短至以「月」为单位,例如服饰等相关产品,使过去以「年」做为循环单位的生产模式,逐渐无法满足现今的消费行为。同时,少子化与老年化的全球人口趋势,亦使制造品的需求面临结构变化,导致厂商必须藉由「快速」交付「客制化」商品,来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此举,逐渐促使生产模式出现从全球化走向在地化(localization)的质变,而资通讯技术发达又让通讯成本快速下滑,大幅降低知识与观念的转移成本,促成know-how广泛的跨境转移,也让生产制造的在地化变得更加可行。再加上近年人工智慧、3D列印与机器人迅速发展等智能科技进步下,无人工厂逐渐成为全新的生产模式,同样日益威胁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

在此趋势下,包括台湾在内的小型开放经济体,也可能面临与中国同样的困境。但诚如宏碁电脑创办人施振荣曾提出的微笑曲线,即一个财货的附加价值链中,位居上端的专利、技术,以及位居下端的品牌、服务能享有较高的利润,而中端组装、制造者所能分得的利润最少。如今,科技进步让生产门槛更为降低后,未来制造端的分润恐怕只少不多,而需求型态的快速转变,又意味着能迅速回应市场需求、设计产品满足消费的研发与服务端,将较过去分润更多。

因此,对于台湾等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与其怨天尤人,倒不如换个角度思考出路。既然科技发展让服务出口变得容易,自然也能让技术流通与资讯取得更为迅速,加上服务业的投入资本较低,是以对小国来说,相比于过去从事高风险的商品出口,如何跨入客制化与差异化的服务出口就显得更加重要,风险也较低。

要言之,当前中美两国在贸易战下的经济表现,实际上就是商品与服务贸易消长大势的缩影。当中国「商品」不再被需要,而美国「服务」日益重要时,原本「各取所需」的贸易行为自然就会调整,而川普政府或许正是深知自身在服务贸易上的优势,才放胆做出加徵关税之举,并藉此达成其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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