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突然醒悟:我过去回温州小住时的那些日子是不落地的日子,是亲人和朋友们在抬着我,帮我挡去了脚底下的日常琐碎。而现在,我要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独自去面对生活的粗粝。

街道的相关工作人员已经给常住居民和经过正式登记的外来人口发放了通行证,而我却不知道该去哪里登记,该去哪里领取我的通行证。我不在当地的户籍制度之中,我只是一个在不该来的时候稀里糊涂地走进来、对周遭环境并无清晰概念的人。没有人能将我准确归类,因为我处在乡人和外乡人中间的那个烂泥潭之中。

常年的海外生活使我成为了一个只懂得按规矩教条办事、胆小而应变能力极差的人。除了写作,在很多方面我都是弱智一族。即使我能通过某种尚不得知的程序获取通行证,我也不知道在我步行距离内有哪些依旧开放的超市和购物点,可以给我提供日常所需。哥哥的通行证只能保证他自己一家人的日常供应,很快他就不能再进入我的小区--那是封闭式管理中不准许的「串门」。

「我是在孤岛了。」

我给先生发了一条信息。

先生大急,想马上订机票来温州陪我,却被我阻止了,因为他即使起飞,也有可能进不了城。即使进了城,也会立刻受到严格的排查,可能和我一样困在城里。况且,他不能在这个时候把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独自丢在三亚。

就在那几天,海外亲友纷纷给我发信息打电话,劝我趁国际边境尚未完全封闭,儘快离开。当时无论是我还是他们都没有料想到:六周之后,局势会发生如此戏剧化的逆转,回国的航班会变得一票难求,大批的海外华人华侨会涌回国内,在入关城市造成严重的拥堵,境外输入病例会成为国内疫情的主要担忧。

我和先生之前也聊过提前回加拿大的事,但都没有太当真。当出行限制令发布时,我们才第一次想到了这场瘟疫会不会造成我们的长期分离。后来很多人把出行限制随意称作「封城」,其实温州市区并未像武汉市那样进入完全封城的状态,只是对生活小区推行了较为严格的封闭式管理。那几天,我不知怎么的,就想起了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的那些场景:一次偶然的小耽搁,一班没有赶上的船,一句随意的再见,竟成了今生今世身隔两岸的永别。

我们是大千世界里的两个天真汉,总是在生活中重重复复地犯同样的错误:每次出现一个意外状况,我们总是在事情的初发阶段把情况预计得太轻松,而在事情进展中间又把结果设想得太严重。我们无论经歷过多少事,似乎永远没有学会中庸和沉稳。

对长期分离的忧虑是压在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终于决定改期提前返回多伦多。加航停飞的那天和第二天一整天,我们都陷入一场巨大的电话混战之中,不停地给各自的航空公司打电话--他的是海南航空公司,我的是东方航空公司。航空公司的官网已经陷入瘫痪,我们长时间地在线上等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电话里永远响着背景音乐,偶尔接通,也会在说上两句话后断线,一切从头开始。

在长时间的等候过程里,我们的手机并没有閒着。我们在似乎无边无际的电子顾客长队中插进一些小空隙,不停地互传身分证件旅行信息,互报进展,到加拿大政府网站上登记我们的海外旅游信息,留言告知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我们不知道那天的手机漫游通话费是多少--那已经是一个可以忽略的细节。那天我的手机是一直插在电源上使用的,它在我的掌心开始发烫,我害怕它随时会把我炸成一团飞尘。

我始终没有打通东航的电话。最后先生使用越洋电话打通了东航在多伦多的办事处,得到了一个值得欣慰的信息:可以改票,请耐心等待通知。

可是通知永远没有抵达。

这时一位在疫情爆发前已经回到加拿大的朋友告诉我:在加航停飞后,近期飞往加拿大的国内航空公司票价已涨到六万元人民币。

我惊骇无语。

唯一有用的信息是第三天才到的──那时我们已经决定放弃。这几年一直帮我安排回国行程的一位旅行社朋友告诉我:东航还有一个空位,但只比我原订的日期早五天,改期的价格不菲。让我最终决定不改期的是一位朋友的及时提醒:在目前的状况下,飞机上感染病毒的可能性,远大于在「蜗居」里的死守。

北方的乌云终于也飞过海洋,抵达了三亚的天空。一月底(或是二月初)的某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三亚封闭部分入口的信息。和当时大部分疫情管理条例一样,这个通告也是立即执行的。我心急如焚。除了少量当地出产的物品,如水果菜蔬,三亚的日常所需几乎完全依赖外岛的供给链--这也是为何三亚物价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一旦外来通道受到阻隔,当地的生活状况将不堪设想。

我怕先生没有及时查询新闻,便立即打电话给他,让他马上去一趟超市。我们是耳目愚钝的人,无论是长队还是短队,我们似乎永远排在队尾。先生果真还不知封路的信息,放下电话,便飞速跑步去了住处附近的超市,看到的只是空空如也的货架。

我离开三亚时,婆婆把手边的两个口罩都给了我--这是她的全部库存。没想到时隔几日,形势猝变,三亚满街都是戴口罩的人,小区也实行了检测登记制度,而先生和他的老母亲却只能裸着脸出门。

那几天先生为老人家的口罩费尽了心思。小区里发送的口罩供应信息,永远是一场空欢喜。他按照指令去了一个又一个的定点药房,结果不是地点错了,就是口罩早已分发完毕。三亚的公交车班次已经锐减,而且即使赶上班次,也怕有感染的风险,他只能徒步寻找药房,甚至在焦急之中不顾一切走进一家医院乞讨。用「乞讨」两个字并非夸张,他不能把他的老母亲置于毫无防护的境况之中,他已经顾不上风度。

没货。没货。没货。

这是先生一次又一次听见的回覆。

当过兵、脚力相当坚实的先生,领着他出奇皮实的母亲,从一条街拐到另一条街,从城市的这头走到那头--老人家不肯待在家里,总是和儿子同进同出。最后他们终于在一家药房遇到一位心存怜悯的年轻人。那人先是回覆无货,后又从柜台底下偷偷拿出两个口罩,送给了老人家,他们总算有了最基本的防护。那天回家,他们脱了鞋子才发觉,脚上已满是血泡。

我到温州的第二天,我的一位姨妈担心我没有防备,从她自己相当有限的库存中拿出几个口罩和一小瓶酒精送给了我,救了我的一时之急,但我没有更多的存货。那几天我昼夜不停地在网上疯狂寻找订购口罩,为先生,为哥嫂一家,也为我自己。经过无数轮拚搏厮杀,终于以上等丝绸的价格订到了几只N95口罩。当包裹经歷千山万水终于姗姗来迟地抵达温州和三亚时,我才发现它们不过是一堆比废纸略好一些的假货。任何时候都会有毫无廉耻之心想发国难财的人,但我已没有力气追究。

那些日子里,我的心被分成了许多片,一片在担心远在三亚的性格有些大大咧咧的先生,一片在担心习惯了独居、在别人家里(哪怕是她的亲生儿子家)很难安心生活的母亲,一片在担心为分在两处的五口之家的日常供应天天奔波的哥嫂,一片在担心从春节起就没有休过一天假、只戴着一只简单的口罩跑新闻、每天在单位食堂吃集体伙食的侄子。当然,我也担心自己。我担心自己生病。在这种情况下我出任何事,都会给温州的亲人增加额外的负担。我尽可能寻找方法来摆脱对自己的担忧,而操心别人就是一副良方,操心别人使我暂时忘记了自身的困境。

我至此才明白:一个人的心原来拥有如此强大的弹力,它可以扯得那么稀那么薄,在似乎马上要断的节点上,却依旧还可以扯得更远。

由于「蜗居」地处老城区的一个破旧街区,没有新居民楼那种配备了专门物业管理的门卫制度,它和那些后来建造的现代化小区相比,管理上没那么严格,出行限制令实施的节奏,也比别的社区略晚一步。出行限制令一旦在「蜗居」所在的社区严格实施之后,哥哥便再也无法进入我的住处,所以我利用每一个尚有缝隙的机会,给哥哥发出各样琐碎而必要的求援信息:

「下次来时记得带一点洗洁精。」

「油,一小瓶就够。」

「有方便麵吗? 两盒,一盒也行。」

「锅。我那个锅没法在电磁炉上用。」

「有青菜吗? 什么菜都行,半棵也行。」

「一点点洗衣粉」……

我不禁感嘆:在一个物质如此丰富的世界里,一个人可以随时变为一无所有,银行存款、信用卡可以在瞬间成为一张废纸。(本文摘自《一路惶恐──我的疫城纪事》一书,时报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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