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对大陆抗疫的认识,只能用「云雾迷蒙」形容,这与大陆长期被泛政治化、妖魔化,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两岸人员往来大幅缩减有关。台湾对大陆近半年疫情受控后,经济社会渐渐恢復正常,并没有体会。即使大陆本土传播已「动态清零」,仅存少数境外移入个案,但台湾对大陆疫情还是不放心,陆生和「小明」的返台路艰辛,皆与此有关。

台湾对大陆疫情的质疑和担忧,从年初至今始终未变:一是对疫情起源的狐疑,这里面有「阴谋论」煽风点火的结果。二是对大陆疫情数据真实性的怀疑,这主要受到爆发早期「李文亮事件」的影响。三是对大陆防控、筛查和医治能力的不信任,这主要源于武汉返台包机产生的一系列风波。

这三点既是偏见,也是心结,解不开,两岸社会很难恢復正常往来。在台湾本土防疫成绩亮眼、「顺时中」神话难以打破当下,台湾社会重新评价大陆防疫成效,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动力。无法走出观念的桎梏,「两岸重开机」真的遥遥无期了!

长期对大陆的错误认知

主要原因在于,台湾社会对大陆抗疫的认识,无法走出1、2月「武汉之乱」的既定印象。「武汉之乱」的本质,是社会在不明疫情恐慌之下的「医疗资源挤兑」,进而短期内导致「医疗体系崩溃」并部分程度触发「治理体系崩溃」的极端过程。不过,正如北京高层所言,「武汉之乱」暴露了治理「短板」,一旦把「短板」补齐,大陆举国体制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不仅扭转了疫情初期的被动,还成为全球防疫成效最好的国家。

大陆抗疫的成功经验,恰好对应了台湾长期对大陆的三大认知误区。第一,台湾社会总以为大陆政治体制「专制落后」,尤其是对大陆「党与群眾」关系嗤之以鼻。而现实是,大陆通过此次「战役式」抗疫,包括管控人员流动、施行核酸普筛、展开疫调等任务,恰好锻炼出基层社区组织的动员能力、服务能力,一改往日基层干部人浮于事的弊病,民眾反而更信任、更依靠基层干部,而党也更有力指挥协调基层社区。

第二,台湾社会总对大陆的网路科技看低一眼,不少人以「数位威权主义」批判之。但现实是,大陆的「大数据+电子商务」是控制疫情、维持社会运转的独门秘笈。一方面,大陆的大数据早有实践基础,此次服务于疫调、传染链跟踪,可谓「立了大功」。另一方面,大陆电商平台在疫情期间供应不断、物流不断,民眾即便被封城和隔离都可以购买新鲜食物、日用品,疫情初期因春节造成的物资短缺、抢购潮,再也没有重现。

第三,台湾社会总是沉浸在「健保NO.1」之中,对大陆医疗水平不屑一顾。但现实是,经歷了疫情初期的尝试和忙乱,在大陆官方主导、高级别专家组坐镇之下,大陆的新冠医治很快走上正轨。例如大规模兴建方舱医院,解决了大量轻症患者得不到治疗,转为重症或传染家庭成员的问题。再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案,令患者后遗症较少、通过体内调理增强免疫力实现痊愈。

如果仅仅陈述事实,说服力似乎还不够,那么香港、澳门两地的疫情,就提供了一组绝佳的比较案例。疫情爆发之初,澳门官方决定效仿「大陆模式」,包括政府集中资源调配口罩、启动全民检测、与大陆同步实行「健康码」,澳门疫情很快受控并顺利和大陆恢復跨境往来。反观香港仍信奉「小政府」模式,同样对大陆抗疫体制持怀疑、批判态度,果然最终7月疫情转向严重,直到北京专家指导修建「港版方舱」缓解床位不足问题后,香港疫情才逐渐下行。

重新评价大陆防疫成效

台湾是自由民主社会,当然不可能仿效大陆建立一党统揽全局的防疫机制。但事实上,除了直选制度以外,台湾政经体制多半在蒋经国时代稳定成型,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色彩,政府在很多领域的资源调度、分配能力依然很强,台湾民眾对政府的信任感、依赖感也不弱。尤其是台湾讲究公私协力,NPO、NGO与政府的关系并非是对抗性,而是合作性的。这更加说明,两岸抗疫体制并没有根本性矛盾,反而有不少交集,大陆抗疫的宝贵经验,其实可以给台湾带来许多启发。

两岸唯有相互肯定彼此优点、客观评价彼此成效,疫情造成的两岸心理距离才可能渐渐拉近,民间感情也才能维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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