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着作《我爱黑眼珠》书封。(古蒙仁提供)
七等生着作《我爱黑眼珠》书封。(古蒙仁提供)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南宋陈与义〈临江仙〉

2020年10月24日,七等生因癌症辞世,27日在淡水海葬。丧家未发讣闻,未举行公祭及任何纪念仪式。以这样低调的方式,走完他81年孤独的人生,也为他一生扮演的「遁隐者」的角色,做了最忠实、贴切的诠释。

自从2003年他宣布封笔,淡出文坛后,确实从此销声匿迹。17年后他的名字再度在媒体出现,却是辞世的消息,在文学界又掀起了一阵涟漪。媒体大幅报导,「脸书」社群上充满了各种追思、怀念他的文章,让人不禁谓嘆,又一颗文学巨星的陨落,以及一个文学世代的消失。

从世俗的观点来看,他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出生在苗栗滨海的通霄小镇,在这个偏乡当了一辈子的小学教师,课余写点文章,赚点稿费补贴家用,也能画画,弹奏乐器自娱,一如那个年代绝大多数的公教人员,生活清苦,勉强度日。

可是他的内心却是苦闷的,怀才不遇,有志难伸,因而离群索居,转而追求内心的世界。而文学就是他精神的抚慰,甚而是灰暗人生的救赎。

1962年,七等生年方23岁,在「联副」上发表了第一篇作品〈失业、扑克、炸鱿鱼〉。虽然只有三千多字,且毫无故事情节,难以归类为短篇小说或散文,却因充满了虚无和颓废的基调,具有现代主义的隐晦精神,因而被视为现代小说的实验之作,很快就受到同世代青年作家的注意,并援引为同一文学阵营的伙伴。

1966年《文学季刊》创刊,七等生名列编委之一,这是他首度参与文学团体。由于尉天骢、陈映真、刘大任等《笔匯》时期的创始人各有工作,大部分的编辑工作都由七等生负责,他甚至为此辞去工作,全心投入《文学季刊》第一至第五期的编务。

此期间黄春明、王祯和、施叔青、雷骧等新锐作家陆续加入,纷纷在这儿发表重要的作品,使得《文学季刊》在小说创作的领域大放异彩,「文季世代」于焉形成,不但当时广受文坛重视,日后也在台湾文学史留下重要的一页。

身为「文季世代」的核心成员,七等生的重要性不言可谕,特别是在小说的创作上屡有惊人之作。他的小说因语言晦涩难懂,故事情节离经叛道,人物的性格阴暗扭曲,却又能运用独特的文字书写,将这些负面的元素融铸成异质化的文学作品,在现代小说中独树一帜,成为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家,也因此成为台湾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1971年10月,我进辅大中文系就读,虽然高中时代我就开始写小说,作品也曾在「人间副刊」刊出,但对现代文学的接触还是进辅大之后。某天我在图书馆的书库里翻出三大本的《文学季刊》合订本,上面布满了尘埃,是我在南部不曾看过的纯文学杂志。封面上那些作家的名字我也很陌生,其中七等生更是一个猜不透的名字,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我好奇地打开来看,一看便不忍释手,一连几天很快便将陈映真、黄春明、七等生、王祯和等人的作品看完了,内心有无比的震撼。尤其是七等生的作品,完全颠覆了我对小说的理解,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从此改变了我写作的风格。这些作家也成为我极仰慕的对象,很希望有一天能认识,并向他们请教。

1975年6月中旬某个晚上,黄春明应邀到辅大演讲,我当然不能错失良机,听完之后便鼓起勇气去找他。他表示曾看过我的小说,对我颇有印象,便约我几天之后在台北见面。二人一见如故,谈得欲罢不能,学期结束后我搬出学校宿舍,居无定所,还曾在他北投奇岩老家寄居了半个月,深受他们夫妻照顾。

那时陈映真刚远行归来,我热切地想见他一面,透过黄春明的引介,我们也很快见面了。同样一见如故,谈得欲罢不能,更加深了我对他的仰慕之情。1976年9月我赴金门服役前夕,他和新婚夫人陈丽娜特别在中和寓所设宴为我饯行。因此我对文季世代的作家始终怀抱一份兄长之情,对他们提携后辈的热情永远铭感于心。

1978年10月,我从金门退伍回到台湾,进「时报周刊」担任採访编辑,开始我的採访生涯。其中有个「城乡小调」专辑,由我负责撰稿,每个星期选一乡镇,对其特色做深度採访报导。某次路过通霄,因为这儿是七等生的故乡,便顺道去拜访他,两人在他家的榻榻米上盘腿聊了一个下午,起身要告辞时,我才发觉两脚酸麻得几乎站不起来。

他的长髮后梳,体形瘦削,陪我在小镇的街道散步时,我的脑海里老是浮现〈我爱黑眼珠〉的场景。主人翁李龙第撑着一只黑色雨伞,在冬日黄昏下雨的街头踽踽独行。没有方向,也不和人打招呼,只是毫无目的四处游荡。

李龙第不就是他本人的写照吗?这个瘦削的灵魂,终其一生都是个遁隐者,离群索居,活在想像的世界,甚至幻想自己是洪水来临时的救世主。依照存在主义的理论,世上的一切都是一场虚无,这或许就是他小说创作的源头罢?

之后我每次搭台铁海线列车经过通霄,当列车停靠在小火车站时,总会看到海岸的防风林,以及七等生在小镇踽踽独行的身影。二者的影像重迭在一起,已成了我永难忘怀的通霄小镇永恒的风景。

1983年秋天,我和七等生再见面时,时空已有所转变,场景一下子跳接到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五月花」学舍和比邻的聂华苓家。那年聂华苓主持的「国际作家写作坊」邀请他和陈映真,大陆剧作家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小说家茹志鹃和女儿王安忆,一齐到美国访问,写作坊即设在「五月花」学舍。

为了欢迎这些远道而来的贵宾,聂华苓特别选了一个周末,在家里举办一场欢迎餐会。我和高信疆正好在邻近的威斯康辛大学东亚所就读和做研究,指导教授是刘绍铭,聂华苓便邀请我们三人一同前往参与盛会,与老朋友同欢,真是贴心的安排。

我们开了三个半小时的车,找到聂华苓的家已是黄昏时分,小城的秋意有些萧索,可是一进到屋子里可热闹了。除了上述六位主客已就座,在场的还有李欧梵、蓝蓝夫妇,韩国诗人许世旭,以及主人安格尔和几位来帮忙的台湾留学生,原本宽敞的客厅竟有些拥塞,热烘烘的,充满了欢欣的家聚气息。

聂华苓真是个周到而细心的女主人,不仅张罗了丰盛的晚餐,还准备了精彩的余兴节目。甫用过餐,人人座前即摆上一杯咖啡,一杯香茗,或一杯好酒,然后逐一点名宾客起来表演节目,千夫所指,谁也抵挡不了。

大概趁着那么一点酒兴吧,大家都很放得开,先由许世旭唱韩国歌谣「阿里郎」,一边唱,一边还打鼓。接着由陈映真唱客家山歌,硬是唱得委婉有致,曲折动听。高信疆唱「流亡三部曲」,声音高亢,举座为之沸腾。李欧梵以交响乐哼「满江红」,刘绍铭则吟了一首古诗。七等生拖到最后,鸭子逼上架后,出乎眾人意料之外,竟是以最华丽的身段出场。

他提一口气站起来,皮鞋跟在地板上一阵猛敲,双手在头顶上打着清脆的拍子,腰身随节拍扭转,当场跳了一段西班牙斗牛舞。他的身手俐落,节奏快速,赢得大家热烈的掌声,将现场的气氛带到最高潮。

他回坐之后大家仍议论纷纷,不断询问他是那儿学来的,为什么跳得那么好。他只是笑而不答,安静地喝茶,让大家急着满地找跌破的眼镜。那是我看过最不像七等生的七等生,生平也只有这么一次,因此至今仍印象深刻。

我最后一次与他见面,大约是二十年前。那时我在国艺会工作,常要去探访古蹟,以及在古蹟举办的艺文活动。某个秋天的夜晚,我路过大龙峒的保安宫,想到我们补助的一个南管研习传承计画,便想进去看看实施的情况。

夜晚的保安宫十分幽静,少有人迹,加上灯光朦胧,更显出传统宫庙建筑之美。我走进三川门,朝内埕西侧的厢房走去。这儿有个和华乐社,夜晚社员常在这儿操琴弹唱,曲音悠扬,四处可闻。

我去的时候较晚,社员大多已离去,只剩一人抱着琵琶,交迭着双腿坐在一张椅子上,咿咿唔唔的,正在自弹自唱。我趋前一看,竟是多年不见的七等生,他也认出我来,两人不禁相顾大笑。

我便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来,准备和他好好聊聊。他说他喜欢南管古乐,也能唱上几曲,这儿有几位同好,没事上台北时就来保安宫与他们酬唱作乐。那晚曲终人散,他却意犹未尽,便留下来自娱一番,没想到会和我不期而遇。

我们两人都十分开心,天南地北无所不聊,就是不谈文学,因为他已宣告封笔,也少与文学界往来。文坛眾声喧譁,一切有如过眼云烟,离他已十分遥远。他只活在当下,閒暇聆赏南管雅音,就是他晚年心灵的寄托,也是他最自在、惬意的时刻。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临老的心境,他仍然是个遁隐者,是流浪在文学荒野的一匹孤独的狼,今生只能踽踽独行。

如今二十年又过去了,他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当他的骨灰洒在淡水的外海,总算如愿地寻到他今生的归宿。每天随着潮汐涨落,自在地漂流,或许他不安定的魂魄,就能在此永恒地安顿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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