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未歇,估值高耸入云,不可一世的科技巨头却纷纷遭遇了逆风。12月17日,美国共38个州对Google提起了反垄断的诉讼,这是Google在近两个月内面对的第三起政府反垄断诉讼。无独有偶,12月14日,大陆政府也发出了公告,正式对阿里巴巴投资、腾讯控股的阅文集团和顺丰旗下的丰巢网络进行了50 万人民币的反垄断处罚。

这很有意思,随着人们越来越离不开科技巨头提供的服务,以美国为例,Apple、Facebook、Amazon和Google四大科技巨头的种种服务早已深入了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但这些科技巨头在为人们提供种种便利的同时,很多人也开始思索它们对社会的贡献,和它们庞大的估值是否相匹配?

美国Vandibile大学法学院教授Ganesh Sitaraman就公开批评:美国需要的是中产阶级,美国立国追求的是财富的均衡分配。如果富人拥有太多权力,社会就将走向寡头;如果穷人权力过大,则会导致革命。NYU大学教授Scott Galloway还认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就是培育中产阶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正是美国中产阶级支撑起了美国的伟大成就。

但如今,美国科技巨头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一方面却让中产阶级的规模被迫缩减。美国的企业和投资者青睐那些能够通过科技取代人力的项目,这让中小企业显得不堪一击,最后造成了科技巨头胜者全拿的战局。

这是真的,过去十年全球充满了一种科技上的宿命论:2013年,Palpay创办人Peter Thiel在思索当代的科技进步时就说了:我们需要能飞的汽车,结果得到的只是140个字。他讽刺140个字的推特(Twitter)热闹无比,但互联网喧嚣背后就是缺少了什么。他批评,人类放慢了进步速度,嬉皮文化代替了进步主义,创投热中投资轻资产企业,其中大部分还是移动互联网企业,如Airbnb、Uber等。

西北大学教授Robert Gordon也回应了这一观点,并认为人类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发明像抽水马桶这样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产品。在过去十年,现实数据在很大程度上又支持了这个充满悲观的论点,让大家不知不觉的越来越讨厌硅谷那批坐拥庞大财富的科技新贵。

我是这样想的,资本运作实际上是加固企业护城河的一种行为。以半导体产业来说,没有耐心的研发周期,没有大量的资金支持,不可能成就它的高端技术与难以取代的高度。例如,面对美国的制裁后,华为就为了加快在半导体技术上的自给自足大规模投资。

构建自己的生态圈,是大企业为了获得战略地位的必然动作,大陆小米最核心的战略也是依赖内部的两股资本力量,一个是战略投资,一个是产业投资。战略投资建构了小米的物联网、AIoT产品;产业投资则成功布局了制造业上游的技术和核心元件。但必须切记的是,当利用资本架构起竞争的壁垒后,科技巨头必须心怀感激回馈社会。

在这波逆风中,聪明的科技巨头会开始懂得谦卑,学会以适当的资本配置去协助一些中小企业填补自己无法做到的事情。例如在推动数位化转型的同时,以有容乃大的心胸去建造一个面面俱到的生态系让大家共生共荣,而不是什么都想自己做,要留一些余地给其他的中小企业,这样才能创造社会财富的有效分配。

1978年美国的保守派法学泰斗Robert Bork在《The Antitrust Paradox反垄断悖论》一书中就阐述了自己对垄断的定义,认为政府介入反垄断应该以全体社会利益为标准,企业合纵连横如果有利社会发展,就不需要全盘加以否定。过去30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反垄断判决时多次採用了Bork的观点,这曾经是美国反垄断司法的主导理念。

如今,对科技巨头的宽容已经不再,反科技霸权确实变成一个再也挡不住的全球趋势。疫情过后,我相信随着政府在纾困中渐次拿回商业世界管理权杖后,政府会对社会公平以及财富分配更加在意。

在这个趋势下,如何在资本市场的庞大估值与整体社会的具体贡献中拿捏平衡,将是坐拥巨富的科技巨头们再也无法闪避的头痛问题。(作者为创投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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