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正视对美国顺差扩大带来的衝击

日前美国前贸易代表莱海泽表示，美国对台湾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增，美国与台湾显然还有些未解决的贸易争端，这些都是让台美无法展开双边贸易协定（BTA）谈判的原因。莱海泽虽已随着川普政府下台而不再是美国贸易政策主导者，然其临别之言，仍值得我们注意。

台湾去年对美出口大幅成长，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台逆差自然是扶摇直上，依美国海关统计，去年前11个月对台逆差已升至269亿美元的新高，以此推计全年对台逆差将升逾290亿美元，甚至逼近300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对台湾出现最大的逆差。

美国对台湾逆差扩大，意味着台湾对美国顺差升高，事实上也是如此，依据我国海关统计，去年我国对美国享有的顺差是179亿美元，创下歷史最高，虽然两国海关统计数字差逾百亿美元，然而却同指着一件事，那就是台美贸易失衡趋于严重，这对台湾或许不是个问题，甚至会因此而高兴，但对美国而言，那却是个大问题。

回顾198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美出口逐年升高，对美顺差快速扩大，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指责纷至沓来，1984年美方与我国进行智慧财产权谈判，指责我国仿冒品让美国于1982年损失60～80亿美元的商业机会，同时也损失了12.1万个就业机会，美方还说美国国内仿冒品中有六成来自台湾，对此无理的指控，当年国贸局长萧万长在谈判桌上严词驳斥、据理力争，美方对逆差的容忍度之低，指控之浮夸，于此可知。

自1985年我对美顺差升逾100亿美元，美方的谈判力道加大，为因应美方的催逼，我国特别成立「行政院中美贸易顺差专案小组」，这是个部长级的协商平台，由经建会主委赵耀东主持，与会者有经济部长李达海、财政部长钱纯、交通部长连战及外交部长丁懋时，由此可知当年贸易顺差扩大所带来的谈判压力。美国对台湾的要求非仅于智慧财产权，举凡影片的进口、租赁业、港工捐、劳工权益法令、金融业、输美钢铁、关税调降等等，无所不谈。

虽然美方不断施压，但是我国输美商品仍持续成长，1987年对美顺差升至160亿美元。顺差愈大于经济成长虽是好事，却也让美方态度更加强硬，让台湾面临更大的市场开放压力，美方除要求我国提降税清单，还要求我改革进口签审制度，并且要我国比照巴黎公约的精神签署双边专利协定。此外，我国政府也经常组团赴美採购，以表达我国改善对美国贸易逆差的诚意，这一页谈判歷史之艰辛，不言可喻。

必须注意的是，1980年代对美顺差升高不仅带来市场开放的压力，新台币匯率也成为美方关注的焦点，1986年初1美元兑39.6元台币，次年年初台币匯率升至35.2，年中虽已升破30，但犹未能让美方满意，当时有一则新闻如此叙述：「虽然新台币已升值22％，惟因对美贸易顺差仍显着增加，美国仍要求新台币匯率升值，否则将取消中华民国享有的优惠关税待遇（GSP）。」美方的谈话自然是有力量的，这一年的年底新台币匯率已达28.9。

虽然当年这一波新台币升值有国际因素，也就是1985年广场协议迫使日、欧匯率升值这个背景，但是对于台湾而言，由于升值又急又猛，使得出口厂商面临极大压力。为因应匯率升值、市场开放及制度变革，厂商开始将生产线移至中国大陆，当年不少人忧心台湾将出现产业空洞化。所幸，当年政府订定《促进产业升级条例》以为因应，厂商西进、南向投资非但没有让台湾空洞化，反而带动产业升级，随着供给原物料、零组件给海外台商更带动贸易输出，而让台湾在这一波新匯率价位、外贸制度下仍得以享有6％以上的经济成长，创造充分就业。

从1980年迄今已逾四十年，我们可以发现美国不论是民主党执政或共和党执政，对贸易逆差的容忍度都是非常低的，往年如何，今天也是如何，对日本如何，对中国大陆亦然，对台湾自然也不会有例外。虽然我们可以声称依我国海关统计，对美顺差没那么高，也可以如经济部长王美花所言这是台商回台所致，但是美国向来不会理会这些说辞，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续创新高，在1980年代发生的谈判、压力必然会再卷土重来，也许谈判的议题会改变，谈判方式会不同，但来自美国的压力绝不会少于当年。

我们认为，执政当局不要只想着如何洽谈台美双边贸易协定（BTA），以博得签署的美名，该关注的是这个协定能为台湾带来多少出口优势，我方有多少筹码能说服美方，否则签了一个城下之盟，徒然为台湾外贸戴上紧箍咒，岂是好事？然而，如今看来，随着美方关切我国对美顺差扩大，洽谈BTA已非最急之事，当务之急是借镜1980年代的的谈判经验，妥为运筹，才是正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