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管会资料显示,去年(2020)本国银行获利大幅衰退,税前盈余为3,126.8亿元,较前年重挫13.3%,创下七年来新低。其中,来自海外分行的获利为205.3亿元,大幅下挫49.9%,远高于国内总分行的下滑14.9%。

海外分行获利重创其来有自,一来是许多国家经济受新冠疫情衝击甚大,二来是授信坏帐大增。不可讳言,国外分行授信案件(多为联贷案)的利息收入极为诱人,令业者趋之若鹜。但在「高报酬、高风险」的铁律下,若无对此等贷款有更严谨的贷前徵信作业,势必后患无穷。也就是说,一定要做到授信5P原则(即对借户、资金用途、还款来源、债权保障及授信展望均有最佳的掌控),且以更高效率的方式定期覆审此类高风险客户的后续营运状况、国际三大信评公司评级变化、三大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与现金流量表)及会计师签证财报评语等,以做好贷后管理而将损失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而今年1月底宣布破产的中国海南航空集团(HNA Group,简称海航集团),即是未来本国银行进行海外放款或参与国际联贷案的重要参考案例。

海航集团破产案之所以受人瞩目,即是它并非一家单纯的航空公司,而是藉由大规模举债方式崛起的跨国集团。早在1995年海南航空即向金融巨鱷索罗斯(G. Soros)旗下的有限公司发行外资股,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成为中外合资的标竿企业,加以创办人陈峰和中共高层关系匪浅,使其在中国获得国有银行大力支持而得到大量的低成本融资,并在A股上市。

随着中国在2000年加入世贸组织(WTO),经济迈入高速成长期,在便利的营运资金驱使下,海航集团大举涉足本业外的其他领域。时至2008年,海航集团拥有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已达到115家,遍及航空、旅游、机场、房地产,甚至金融与租赁等产业。2010年起,海航集团更趁着金融海啸令美国等主要国家许多企业市值缩水之便,进行大规模的全球收购,一度手握希尔顿酒店(Hilton Hotels)25%股份、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9.9%股份、维珍澳洲航空(Virgin Australia)19.8%股份。全盛时期,海航集团在全球拥有近40万名员工,并在2016年进入世界500强企业,2017年总资产突破一兆人民币。

问题是即便海航集团有危机入市之勇,但藉由大量贷款取得的资金收购全球知名企业股份,本就存有债务累积日益庞大的问题,再加上收购后与原有员工磨合等风险,均不利后续经营与获利。但海航集团出手阔绰,让贷款给他的金融业者将其视为是中共支持的私企代表,全球许多金融机构也因而轻忽相关的风险。

果然,到了2017年,海航集团总债务升至近6,000亿人民币,单单利息费用就逾320亿人民币。2018年海航集团流动性问题终于浮上台面,资金断链迫使其开始大举变卖资产、进行重整。祸不单行的是,此时德意志银行因连年亏损传出濒临破产危机,致股价大幅崩跌;金融市场也开始对海航集团收伞,令海航集团举债更加困难,2018年债券殖利率飙升至12%左右,使其发债成本远远高于中国人民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35%;加以中共加强了对私企的监管及思想审查,过度挥霍举债的海航集团自然被推上浪尖,过去绵密的政商关系也不再无往不利。雪上加霜的是,去年新冠疫情大爆发,航空业首当其衝,使海航集团再受重击,终于今年1月29日宣布破产。目前初估海航集团违约债务超过2,000亿人民币,甚至已爆出数十家子公司挪用资金偿还债务,使其最终违约金额恐怕更加惊人,这也是中国自2007年开始实施破产法以来最大的破产案例。

海航集团破产案值得金融业警惕的是,当其以融资扩大资本规模并进行併购时,对其放款的金融机构是否有在事前依标准作业程序进行徵授信审查,做好授信5P工作,以及善尽作为财务供应链节点的社会责任。但吊诡的是,金融海啸后海航集团债务持续以超高速膨胀,乃极易取得的公开客观数据,2017年前海航集团却仍可自全球金融体系获得大量贷款,足见金融机构对其贷后管理过于疏忽。甚至在海航集团公司债殖利率持续飙升时,也未见业者快速在次级市场认赔出场,反而一味的幻想中国政府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救助海航集团。岂料,中共一个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宣示,便令金融机构幻灭。

由海航集团的案例可知,即便在面对藉由中国特殊政商环境而壮大的企业,金融机构仍应本着严谨的授信5P原则,根据客观数据、善尽资金中介者与管理者的角色,不能一厢情愿地相信类国企必然有中国政府作为强力后盾,更何况近年中国国企债务违约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在全球范畴的经营思维下,当前台湾银行业中与海航集团案例类似的海外分行或OBU授信案件很多,业者不能不引以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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