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疫情严重衝击下的政府作为省思

台湾原本被认为是新型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的防疫优等生，然在5月初经过华航机师染疫、诺富特饭店、万华阿公店等一系列的传染后，疫情迅速扩散至台北市、新北市，进而蔓延至其他各县市，全台迅速升为三级警戒，染疫死亡人数攀升，疫情一发难以收拾。人们身处缺水、缺电、缺疫苗的生活环境，停班、停课严重影响日常作息，造成人心不安之情绪高涨；甚至「用脚投票」赴美打疫苗者，也是大有人在。

台湾在防疫、抗疫上的表现，有如「龟兔赛跑」。疫情发生初期，口罩国家队表现出色；而后的发展，台湾却显得有些松懈与自满，也造成在疫苗研发与取得上，居于严重落后地位。原先引以为傲的「超前部署」，几乎沦为笑柄。然而，为了争取抗疫时效，降低伤亡、拯救生命，无论是国内研发或国外制造，当应双管齐下，及时取得足够、有效的疫苗，让台湾2,350余万人免于疫病侵袭的恐惧，才是上上之策。依据专业机构对英、美、以色列等国打疫苗的报导可知，疫苗接种率高于一定程度，确诊案件将大幅降低，呈现明显的反向变动关系，死亡率更经实证会逐步改善而大幅降低。因此，取得与施打疫苗，绝对是政府与人民当务之急。

抗疫视同作战，应该要有周详的计画、策略、行动方案与步骤，随疫情变化而与时俱进、动态调整，以期降低疫情失控的风险。令人惋惜的是，台湾这一年半以来，在国外疫情严重时，似乎缺乏同理心与危机感，未能安排周详的应变计画，让时间平白流失，错失提前部署良机，尤其在疫苗的取得上，呈现束手无策、仰人鼻息的窘境。由于生命与时间赛跑，哪能经得起如此拖延，难怪最近各方怨言四起，对执政者不满声浪渐高。

政府发展本国生技新药产业是既定的政策，应该让其水到渠成，切勿揠苗助长，否则极可能付出昂贵的社会成本。政府若欲奖励生技新药产业发展，应依法透过正规的融资、保险、补助、租税优惠等方面来协助，而非在此时此刻以优先採购国产疫苗之方式助其发展。由于政府在疫苗取得上瞻前顾后、不够积极，痴痴等待国产疫苗，却使得政府在国外疫苗取得上，呈现严重的「落后部署」现象，「政府失灵」窘象毕现。

抗疫与纾困为政府当前两项重大任务，彼此间具有密切关系；且在当前情势下，取得疫苗更是首要工作。前已论及疫苗取得牛步化，至于纾困却显得过于剑及履及，两者呈现不协调的局面。其实，在疫情趋于严重、衝击民生与经济之前，政府就应该「超前部署」检视现行预算，以「移缓济急」的方式，纾解对经济及社会的衝击；经费实在不够，无力支应大规模的振兴经济、拯救失业、救济穷人之计画时，再以特别预算举债筹措财源，才是较负责任的态度。然而，政府似乎没有经过这些努力，就一味以举债方式大笔融通，坐视财政急遽恶化，不无令人疑虑之处。

面对疫情之遽变，立法院紧急通过《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的修正，将经费上限由原先6,300亿元，扩增至8,400亿元，让原可用的2,100余额，倍增至4,200亿；因此透过纾困4.0特别预算，先行动支2,600亿元纾困金，让730万人次受惠，纾解失业与倒闭者的生存与生计问题。此种安定人心的作法，看似理所当然，却也有令人质疑之处。若经各方努力取得疫苗，此刻就不须花上数十倍的经费大量举债纾困；如今因官僚决策缺乏效率、政治因素扭曲疫苗决策，无法即时取得疫苗，救生民于水火，不但造成人民健康与生命价值上的巨大损失，也大幅提高财政负担。

其实，打疫苗是控制疫情的最有效办法，也是人民引颈企盼的核心关键。全体国民公费打疫苗，总共只需约300亿元，就能保住人民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维护社会经济稳定，其社会效益远远大于成本，也就不需花上2,600亿元的代价来大肆纾困。

回顾政府近来的财政作为，每每遇到天灾、疫情之特殊时刻，总是以特别法伴随特别预算举债融通，已经成为常态。政府举债纾困，救经济、顾民生，在当下人民对政府举债融通的容忍度较高时，看似合于情理；然而难免因此流于行政部门藉机大撒钱，立委诸公为了讨好特定选民，却怠于替人民看紧荷包之讥！

又届全民缴税的季节，如何让纳税人在缴税后感到「物有所值」的问题，值得政府深思。否则，只会把纳税人的钱拿来纾困重分配，不思积极解决疫苗的难题，最终恐怕还是难逃人民选票的审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