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被消失」的精神性活动

东奥在争议声中开始，也在争议声中闭幕，争议的焦点是它对疫情的影响如何，这要有一个客观的数据恐怕很难，但东奥使世界上许多人在沉闷疫情下心情有了抒发，却是不争的事实。

心情能抒发，因为东奥就以一个「非日常」的世界吸引着你。「日常」，是疫情下的隔绝与抑郁，「非日常」，却是竞赛中的极致，虽没有现场观眾，但透过转播，我们与选手同其声息、荣辱与共，新闻中也不再只是戴着口罩、没有个性的脸孔，而是或凝神静念，或嘶吼求胜，以做终极一搏的生命，在鲜明炽烈地触动着你；更不用说选手若是自己人时，随着比赛进行的心情起落，以及获胜当下时，那身心全然的迸发释放。

总之，在疫情下只有这样拥抱投入的「非日常」，我们日常下沉闷压抑的心情才得以释放。这是竞技的魅力，透过不须流血的竞争让生命超越极致，观看者可以从平庸的日常中升华，而在如今赛事规模愈做愈大时，这样的作用也就愈强。

从赛事可以看到「非日常」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而艺术展演之于生活也是另一种「非日常」。到展览场所，尤其表演殿堂，会有赴盛会的入场规则，展演更是超越于日常的种种，在此，有时是生活的抽绎，有时是经验的极致，有时是灵魂的逼问，有时更就在让生命契入神人之交会。正如此，进剧院，也就有了灵魂的疗伤与升华，以此，乃可以回过头来承受日常的平庸与挫折，甚而翻转过往的生命。

这样非日常或超越日常的作为，最聚焦的是仪式。广义的仪式就如奥运的开闭幕式般，狭义的仪式则指生命仪礼与宗教仪式。前者包含如端午、中秋、春节等岁时祭仪与成年礼、结婚、往生等生命礼俗，透过这些仪礼，人强化了存在的角色，也更有能量应对未来；宗教仪式则常与禳灾祈福有关，核心的更直指生命的终极安顿，缺此，社会或个人也常失其依怙。

仪式文化功能之大，使人类学者甚至发出「仪式的崩解就是社会的崩解」的警语。在台湾，岁时祭仪仍是凝结家族的重要力量，而宗教信仰之发达，平时固安顿人心，面对自己或至亲的往生，也靠着仪式的力量。台湾的仪式论规模，最大者当属妈祖遶境，许多民眾正由此求得心安，而诸大道场的新年祈福也已是信眾迎接新年时的心理依归。

当然，宗教仪式是仪式的核心，但也不得不承认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特质是从神圣往世俗的倾斜，没有特定宗教信仰，或宗教信仰占生命比重较低的人愈来愈多，人对仪式的需要，乃有部分转向大型的赛事，或诉诸具神圣性的展演活动。

但无论怎么变，总归一句话，人不是只活在「日常」的生命，那些「非日常」的仪式，也是生命不可或缺的部分，甚且正因有它，日常的生活也才更具能量、更具意义。若从这角度来看疫情下的台湾，其沉闷郁结，一定程度也正因这「非日常」块面被极度压缩所致。为了防疫，一纸令下，宗教场所不能开放，展演停顿，人的精神领域乃无以抒发，即便衣食无缺，依旧神情索然。

这样的事发生在号称宗教发达、文化昌盛的台湾，其实不可小覷。为了现实上立即性的危机，压抑精神性活动有时固在所难免，但这些活动仍可以透过细密的配套一定程度地进行，可当局却以疫情的危险性为名，扩张限制了这方面的活动，使得民眾的生活相当日子里只能局限在基本生物性的需要中，乃至成为「饿狗定律」下的实验品，权力者之为所欲为，斧凿之深可谓昭昭在目。这样缺乏精神性观照的政府，要说能为台湾开创如何的局面其谁能信？而宗教界、文化界在此的默然，除以相忍为大局的理由外，是否轻丢自家立脚处，恐怕也有该自省的地方。

（作者为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