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平议大陆严格监管的衝击与共同富裕的机运

北京政府一连串对互联网、补教业、娱乐业等的严格监管措施，堪称惊天动地，台湾媒体报导与评论，大多聚焦在「打击」的震撼，不过，如果深究政策调整的结构性必然，可以看出北京当局在庆祝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歷史时刻，正尝试正面面对歷史积累的问题，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歷史经验，积极提出修正与改革的方案，目标则是朝向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前进。「大破」的过程固然颠簸，但是「大立」的企图心则丝毫未曾打折，台湾朝野与民间企业或许应该以更高的角度来观察大陆政策的变局，甚至从中借镜来反思台湾社会各层面的应兴应革。

首先，8月17日由习近平主持的中央财经委员会议，正式提出「共同富裕」的新目标，会议总结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的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个论述其实符合世界各国政府执政的核心价值，主因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现象成为人类经济发展最大的病灶，即使是在高举自由经济大旗的美国，民选议员当中「左派」的政治领袖人数与声浪大增，甚至主张无限制增加财政赤字来满足社会福利支出，政府提升对工薪大眾的照顾与服务，成为执政党施政无可逃避的主轴。

不论是美国或是欧洲各国的政府，政策「左转」是共同的方向，增加对富有阶层者的课税，阻断跨国企业藉着免税天堂逃避企业所得税的漏洞，由美国财政部长叶伦与G7国家主推的15％「全球最低企业税」（Global Minimum Tax GMT），不只成为G20工业国的共识，更获得全球130个国家共同推动的承诺，同时，对如脱韁野马的互联网巨头的强化监管、反垄断战争也正如火如荼的进行，使用更强的政府监管来达成财富平均的社会目标，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共识。

大陆从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主张，至今已经持续超过40年，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之后的20年，一方面大陆企业快速加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级的企业，但是大陆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将华尔街的资本运作运用到极限，的确也造成以资本运作为最终目标，在「股票上市」瞬间爆富的磁吸效应下，扭曲了企业创造就业、平均分配财富的目标，对于资本运作过度的运用，也到了必须反思并且调整的时候。

过去几个月对于补教业的整饬，无疑是过度资本运作最佳的范例，包括台湾在内的各国政府，大多坚持教育必须是非营利事业的底线，相较之下，中国大陆的教育机构，吸收了所谓VIE企业股票上市架构，将中小学甚至大学的补习教育获利极大化，把数以亿计的学生转化成上市公司的营收与EPS，海外上市的民营补习班为国外股东创造了数以兆元计的投资获利，而国内的学生与家长则面临极为昂贵的教育负担。

中国大陆教育部所属的中国教育30论坛早在2018年就提出警告，新兴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家长，每年平均必须支付12万元人民币（超过新台币50万元）的体制外补习费用，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更高达30万元人民币，已经远远超过一般工薪家庭一年收入，这个结果必然造成下个世代更严重的贫富不均，而压榨国内中产阶级家庭，为少数国外股东创造利益的模式，当然也到了必须矫正的临界点了。

大陆教育部提出《关于进一步实践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责任和校外培训负担责任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减少学生作业负担、减少校外培训负担）固然对海外上市的补习班企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甚至引发数以十万计的从业人员失业，长期而言却是勇敢面对教育扭曲现象，应兴应革的政策。

同样的改革也在各个产业快速进行，例如医疗与制药产业，因为较晚受到资本运作的衝击，国务院过去五年对中国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两项制度整合，如今职工医保对于住院费用支付比例达到80％，居民医保也达到七成，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由2010年的35.29％降至2019年的28.36％。加上对于本土制药产业的扶植，大陆医疗体系有钱判生、无钱判死的困境已经获得大幅改善。

习近平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无疑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至今，40余年来最重要的社会革新，时机则是在建党100年之后的另一个新起点，遭到改革的对象固然必须承受重大的损失，改革成败关键在中国社会是否有足够的纵深承受改革风险，并且将改革的动能转向，成为正在积极发展的高品质、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助力，达成北京政府揭橥「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目标。

台湾一向自诩最了解中国政治经济发展，面对习近平歷史性的改革，我们如果能够以更具高度的视野来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困境与改革动机，不只对台湾社会本身能够带来深度的反思，甚至还能掌握到中国转型的机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