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与债务累积问题的解决,不外乎「开源」与「节流」。或许许多人都能朗朗上口,却是「知易」而「行难」,以致问题长期存在。台湾如此,许多国家亦然。足以印证《尚书》中有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道理。
一般而言,解决财政问题的途径,在开源方面,包括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取消租税减免、整顿摊贩与地下经济、加强使用者付费、强化国有财产及公股管理、提高地方财政努力程度等。在节流方面,包括管控人事费用、抑制社会福利支出膨胀、鼓励民间参与公共建设、提升政府採购效率与透明化、强化支出执行效能(包括税式支出)等。开源、节流若能发挥功效,政府财政就能有所改善。
当然也能提出一些改善财政的准则:在收入方面,税收成长率要大于经济成长率,促使税收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重上升,提高租税负担率;在支出方面,支出成长率要小于经济成长率,使得支出占GDP的比重下降,紧缩政府支出规模;在收支差短方面,缩小赤字规模,促使累积债务成长率小于经济成长率,期能降低政府债务规模。
然而问题解决并非一厢情愿,更非简单的数学问题。过去台湾歷经政府再造、财税改革、退休金制度改进、国有财产及公营事业整顿等,洋洋洒洒提出不少改革方案,以期有效解决财政失衡问题,效果却是有限。为何总是「知易行难」?其实,形成此种困局的原因并不单纯,主要在于民主政治体制、政党竞争机制、官僚运作体系、人民与舆论监督能力等。其中「政治」成分一旦突出,眾人之事就不简单,有机运作的结果,造成政府失灵,「知易行难」就难避免。
进言之,在民主政治下,政党及政治人物为了争取选票与执政,提出各种惠民政策,多方散财的结果,必然助长财政恶化倾向。有些理性选民或许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然而仍有许多选民心存「财政幻觉」,以为就是「白吃的午餐」;政客也就投之所好,藉机争取选票,使得财政不恶化也难。矫正「财政幻觉」,让其能够知晓,或许比较容易;然要矫正「白吃午餐」心态,却是非常困难,这或许是人性所致。明知举债会债留子孙,然而政府财政有如共同资源(common goods),竭泽而渔也就不足为奇。至于无子嗣及短视者,政府举债融通支出,反而会受到欢迎。
此外,部分官僚心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态,对「开源」、「节流」未能勇于任事。又如政府基于人民福祉的善意考虑,订定各项管制措施,却制造钻营逐利(rent-seeking)空间;若是官员、民代与利益团体勾结行事,不但造成资源浪费,也制造贪腐、图利、不正义现象。至于政府财政赤字扩大及债务累积现象,其稳当可靠的财源在哪?往往避重就轻、虚以委蛇,不守财政纪律反而极可能成为各方理性下的产物。虽然政府透过各项法规,例如预算法、公共债务法、税捐稽徵法、纳税人保护法、财政纪律法等,企图约束政府不当收支及举债行为,然其效果实属有限。
政府应避免为消费性支出而举债。为建设性投资举债,若其效益及于后代子孙,较具有世代公平性;然若投资决策受利益团体左右,极可能浪费资源,反而增加人民负担。公共投资的品质不佳,效益必然大打折扣。至于移转性政府支出增加,可以改善所得分配,但也可能债留子孙。
平实而言,政府并非不能举债,例如爆发战争、天灾、疫病等大事件或大变动,造成一时性政府支出大增,透过增税又旷日废时,举债就成为财务调度的应急工具。又如凯因斯学派的赤字财政政策,本质上属短期权宜之策,正统上仍应在景气循环上追求财政平衡。因此,政府施政应具连贯性、一致性、责任感,不论政党是否轮替,绝不能无止境的长期举债。
过去政府的一些宣言,企图透过举债移转民间閒置资金,从事具生产性的投资之用,只要合乎成本效益评估准则,就不会浪费资源;在税收中立下推动税制改革,取消不当的租税减免,短期不在于增加税收,而在于经由税制合理化,长期能够增加税收。然在「知易行难」下,印证政府真的很难做到;实际运作的结果,却只有减税与扩大支出。近来政府为军购、纾困、五倍券等不断举债,特别预算一个接一个,虽然「师出有名」,却不无浮滥之嫌。此外,有效落实零基预算精神,始终只是口号;提高国民租税负担率喊了几十年,却仍在12%、13%起伏,还真是知易而行难!
因此,政府在预算筹编及分配过程中,要具有透明度、专业度;减少不必要的管制,缩小钻营逐利空间;形塑合理的官僚体系规模,提高廉能程度;人民更需要有足够的资讯与监督能力,发挥道德感等,才有可能摆脱「知易行难」的困局。期待政府能够正视财政问题,「知行合一」的解决问题,也需要各界共同加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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