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里公共费率的权重
CPI里公共费率的权重

1973年7月行政院公布「11项稳定物价措施」,前三个月物价涨幅仍属温和,以CPI月增率来看,依序是2.8%、2.2%、4.2%,情况尚属稳定,至10月加剧至7.9%,次年元月续涨9.8%,2月接着涨15.2%,物价涨幅与公用费率调涨桴鼓相应。

■1979年5月总统蒋经国主持财经会谈,指示提高储油量,稳定物价,6月两度指示有关单位採取妥善措施,使其对国内物价的影响减至最小程度。而为免穷人因物价上涨难以度日,次年元月蒋经国特别到台北市政府,嘱咐市长李登辉多照顾低收入民眾的生活。

政府在因应通膨这件事上,虽可藉由货币政策、公共费率调控来稳定物价,但成效多少却很难说,这得视通膨压力大小,还有物资供应的情况,若压力不大,物资供应及时补上,这些政策是可以纾缓一下,避免预期心理的扩散。

不过,如果物资长期不足,恐怕连老天爷都救不了,政府纵然使尽一切的力量,不论是升息也罢,调控公共费率也好,物价终究会以燎原之势,陷一国社会于恐慌,至经济萧条而后已,这是千古不变的法则。

依主计总处估算,政府能影响的物价有30余项,如自来水、家庭用电、天然气、汽油、邮资、网际网路等通讯费,再如火车、捷运及客运等票价,学杂费、营养午餐,甚至连香菸也属于政府可以影响的项目,这些项目的权重合计高达18%,意思是这些项目如果涨一成会使得通膨率提高1.8个百分点,若涨个两、三成,社会岂能不乱?令其不涨确实有稳定物价的作用。

然而,政府真稳得住这些费率吗?很难,因为这些公用事业自己也有成本的压力,1973年第一次能源危机拉开序幕之际,行政院于7月公布「11项稳定物价措施」,要求公用事业费率不加价,以减少对国内物价的衝击,起初几个月效果不错,不料随后原油、大宗物资涨势不休,行政院遂于次年元月通盘调整公用事业费率,这一调整使得国内物价连月大涨,至终通膨率飙至47.4%的空前纪录。

1979年二次石油危机卷土重来,在总统蒋经国关切下,政府于初期採取稳定物价措施,经济部长张光世在青年节宣布年底前油价不再调整。惟国际油价大幅窜升,这一年夏天电价调涨三成,石化基本原料调涨一成,铁路、公路免费票全数取消,耶诞节这一天,经济部送给全民的耶诞礼物就是油品调涨38%,随着公用费率调涨,百物齐涨,年底时的通膨率已升至12%。

公用费率只是缓解通膨的止痛药,不是稳住通膨的万灵丹,政府不可能让中油、台电长期巨额亏损,若真是如此,那恐怕要带来更大的危机。随着原油续涨,中东情势紧张,两伊战争爆发,1980年初政府再度调涨电价18%、中油调涨九项石化基本原料价格,5月铁公路票价及航空货运费率调升两、三成,迨10月电价、铁公路客货运费率又一次调升。

在物价这件事上,政府是个领头羊,蠢蠢欲动的物价会随着公共费率调涨而跟涨,如响斯应,消费者更会因恐慌而抢购囤货,经政府几度调升公用费率,加以供需激盪,价格扶摇直上,1980年通膨率升至19.0%,创下史上第二高的纪录。

从两次石油危机的经验可以发现,政府稳定公共费率的能力极为有限,几个月或许挺得住,时间再长一点,这些公营事业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最后也只好调涨,该发生的通膨照样发生,只是慢了点而已。

美国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说的好:「通膨这个疾病,仍是经济学一片未知的领域。」昔日如此,今日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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