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爆发;1980年,军法大审登场。被当局视为头号叛乱犯的美丽岛事件总指挥施明德,在最后陈述的前2个小时,始得知曾发生「林宅血案」,施明德悲恸泣诉:「请求法庭判我死刑!我请求!我请求!」并放弃当庭宣读完整的最后陈述。42年后,他将最后的答辩状出版《施明德的政治遗嘱》,他坚信歷史法庭将还给他公道。
在美丽岛事件42周年前夕,当年事件总指挥施明德在接受《中国时报》专访时强调,当年美丽岛要对抗的,就是民主五大害:党禁、报禁、戒严令、万年国会、御用司法。40几年来,只剩下「御用司法」依然生龙活虎,这是台湾司法人员之耻,政党轮替,蓝绿掌权,御用司法就会自动靠拢,行政法院几乎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判掌权者赢。
美丽岛要对抗民主五大害
近期以来,施明德因被动披露民进党创党主席江鹏坚告白是调查局卧底,并指涉前党主席谢长廷也是卧底特务,使得民进党的组党党史备受议论。施明德要求蔡政府应打开美丽岛事件的所有檔案,他说,2000年以来,民进党两度执政,担任总统、行政院长的人,几乎都是美丽岛辩护律师世代,真相不能大白就是因为这些人在阻挠,谁在害怕?
1987年台湾解严,施明德拒绝减刑、特赦,直到蒋经国逝世,李登辉宣告判决无效,并送达「罪刑宣告为无效」的特赦证明书,1990年以无罪之身出狱。监禁累计长达25年半,成为在白色恐怖时期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良心犯。不过,蔡政府成立的促转会竟还通知要为他「撤销判决」,施明德质疑,这种没有歷史高度的促转会,怎么推动转型正义?以下是访谈摘要:
问:美丽岛事件经过42年,你如何看待事件对台湾的意义?
答:现在年轻人都不知道美丽岛事件是什么,这事件改变了台湾的歷史,要从三阶段来说,美丽岛党外总部、美丽岛政团,最重要是美丽岛军法大审;台湾从来不是国际新闻的大标题,美丽岛事件第一次成为国际新闻大事件。后来我逃跑,影响太大,连陈菊都说,如果一开始我就被抓,速战速决,就没有后续,最后公开审判,这个转折太重要。
军法大审 鼓舞人民抗强权
我那时在法庭上面带微笑、手插口袋出庭,肢体语言是另类答辩状,我连肢体语言的答辩状、文字的答辩状,都写好了,我一个人说的话超过所有的被告,美丽岛军法大审判改变了整个台湾,它是一个大型的「二二八事件」。
大审判的深远影响,台湾人从恐惧沉默的时代结束,外来统治者的势力向下滑,一直滑到政权消失,这是一个歷史转捩点,这是一连串事件,而非单一事件的结果,至今的影响尚未结束,同时让台湾独立话题打破禁忌,成为与统一同样的政治品牌。
问:你认为这场军法大审对后来的党外运动,产生那些影响作用?
答:我在法庭上大谈国际公法,有一次陈长文就跟尤清说,施明德的法学那么扎实,应该到政大来教国际公法。其实,国际公法是我研究最扎实的学问,我为了研读国际公法,专心学日文,再去看日本人写的国际公法。法官还说要拿国际公法的资料给我参考,我就说不用了,这个我已经读过两次。
当时我自己的法律辩护,比辩护律师强太多了。「未暴先镇、镇而后暴」,我用这个理念,辩护高雄事件的真相,整个辩论庭每天在媒体延烧,全台湾都好像在上政治大课,知识分子开始省思,台湾才从恐惧沉默,走向全民政府,军法大审更鼓舞了人民敢于起来反抗强权。
小蒋放话 把他关到变狗熊
问:从解密檔案来看,蒋经国在军法大审前后,扮演什么角色?
答:蒋经国被我绝食搞惨,我从监狱的死囚那里得到教训,「你想活,你会死;你真的想要死,反而有机会不死」,一旦法庭判我死刑后,我马上成为烈士,我哥哥告诉我,有人说,若施明德真的被枪毙,会帮我盖一座「施公庙」。
蒋经国曾把余纪忠找去,询问他对施明德的看法;余对蒋说,「大审前,我觉得施明德是一个恶棍,到处惹是生非,大审后整个改观,他原来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后来跟余纪忠说,「其实你才是真正的特务头子,记者把跑来的新闻跟你报告,比特务的报告还要正确,分析也比较精准。」余纪忠当时笑了。
我看过檔案,情治系统的「老黑专案」就是针对余纪忠,他身为蒋经国的朋友,那种身分,照样被特务盯上,当时特务绵密到那种程度,「你说美丽岛大审的律师里没有(特务),开玩笑!」那个时代不这么做才不正常。蒋经国的统治手法还是比较厉害。
当年担任陆军总司令的郝柏村,后来跟我说,法庭宣判死刑前,蒋经国约见各军种总司令,郝也在场,蒋询问对判决的意见?大家当然不敢有意见,结果蒋经国说:「他(施明德)想当烈士,偏不让他当烈士;他想当英雄,偏不让他当英雄,偏要把他关到变狗熊。」当年在现场的一位侍从官,后来在公开演讲时,也提过这一段。
我从死刑变成无期徒刑,大家都说,是否是来自国际压力?我说,「没有,是我自己救了我自己」。我在法庭上的陈述、告白,蒋经国全部看过,知道我在想什么。当初我要是卑躬屈膝,就死了,就像杀一条狗一样。
事发被捕 国际人权团体营救
问:美丽岛事件爆发之前,你有评估当局会抓人吗?
答:事件衝突前,党外组织化已经完成,衝突爆发,蒋经国就下手,动作神速,后来大逮捕,大家说我是1980年台湾最轰动的男人,让国际人权团体加入营救。当初我跟大家提到,若被抓应该要怎么办时,大家都意兴阑珊,「不要说这些,不可能抓我们的啦」,我还要教他们如何应付侦讯,他们都不知道。
第一次开庭我是用公设辩护人,我只想知道一件事,就是有没有公开审判,有的话,公开到什么程度,所以我找上同学尤清跟他说,「你从德国回来三年没有出名,当我的辩护律师,你才会出名」。尤清问我要怎么辩,我说我要全程保持缄默,行使缄默权表示抗议,因为在法庭上说的那些都无效。
我在审判庭看了那么多死囚,法律辩护完全没有用,尤清很急,很怕我保持缄默不做辩护。我知道法律辩护没有效,我一转头,看到一边是信介仙、一边是姚嘉文,我想,政治辩护,黄信介是没办法的,但是他的台语演讲非常好,真的是台湾第一,但要他说政治理论,一定没有,后来我就对旁边的姚嘉文喊,「嘉文!政治辩护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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