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探索税收大幅超徵的真相

依据财政部统计，今（2021）年前11个月的税收已达2.71兆元，预估全年税收实徵数超过预算数，也就是俗称的「税收超徵」，保守估计约达3,800亿元，打破2015年超徵1,878亿元的纪录，创下歷史新高。

对于今年税收超徵，财政部统计处官员解释，主要在于营利事业所得税（简称营所税），因去年未办暂缴业务于今年回补，上市柜公司获利成长；证券交易税（简称证交税）因投资人具信心，股市交易热络；营业税因振兴五倍券等，刺激消费政策的拉抬；至于综合所得税（简称综所税）则因盈余分配及薪资所得扣缴税款增加等，故而造成税收远较预期为佳。

税收大幅超徵虽令主管单位欢欣不已，财政部长更表示将其用来实质还债1,200亿元；然在高兴之余，是否存在隐忧，以下将从不同面向进行检讨。

首先，物价持续上升，助长税收超徵。在新型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之疫情衝击下，许多行业营收在艰苦中度日，减薪、裁员不绝如缕；然而有些行业内外销屡创新高，形成不平衡发展局面。虽然行政院主计总处预期今年经济成长率高达6.09％，惟其仍不足以全面支撑营所税、营业税等税收大幅成长。比较合理的解释，消费者物价全年上升1.98％，为13年来新高，却仍属保守估计；趸售物价更是上涨约10％。由于百物价格高涨，带动整体营业额及名目所得额提升，故而造成营业税及营所税收超徵。此看似亮眼的成绩，并不是加强稽徵的结果，实乃消费大眾因物价上升，缴了「通货膨胀税」；且因税负具有累退性，恐将影响租税公平。至于在物价持续上升下，现行综所税制对于课税级距、免税额、一些扣除额等，虽有提供物价指数化调整的机制，却因调整时间上的落后，也就造成综所税收超徵现象。

其次，策略性减税，刺激证交税收增长。今年前11个月的累积证交税收高达2,53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231亿元，成长率高达94％，亦为税收超徵的主要贡献者。其中与政府奖励当冲减半课徵证交税，税率由千分之3降至千分之1.5，具有密切关系；期待经由税率降低、税基扩大，展现拉佛曲线（Laffer Curve）的精神。股市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助于蓬勃发展，又能增加税收，难怪财金主管单位主张当冲降税优惠再续延三年，并经立法通过在案。然而此一减税措施虽可一时增加税收，使得股票当冲者与政府皆大欢喜，却可能助长股市投机现象，扭曲与常态交易间的关系，制造不公平待遇，实有商榷余地。

第三，税收预测失准，也难辞其咎。预算编列之税收预测，往往利用前几年的税收金额推估下一年度数字，也可能採取大型经济计量模型、长时间数列资料，以及透过税收与其他经济变数的结构性关系，用来推估各项税收及总税收。然若未能精确、动态的掌握国内外经济情势的变化，有效利用资讯并做适当调整，就极可能系统性的产生税收低估现象，大幅增加税收超徵的可能。

第四，官僚作为保守，超徵势难避免。虽然财政部会考虑以往的税收状况、未来经济景气与成长、各个税目的特性、税法与税制调整等因素，编列税收预算；然而官僚体系作风毕竟较为保守，採取「稳健」态度制造超徵机会，得以创造佳绩与奖励，实乃理性行为所致，反而使得税收低估成为常态。至于在保守的税收估算下，有些年度实际税收仍然短徵，乃因突发性不利于税收之干扰因素发挥作用（例如大疫情、经济危机等），影响税收预测的准确性。例如去 （2020）年经济受疫情影响，税收短徵223亿元，否则就会产生连续8年税收超徵的结果。

超徵的税收要如何处理？由于超徵金额取决于税收预算数与实际数（决算数）的差异，其间横跨三个年度，差异在所难免。问题在于税收超徵是因为估算失准，抑或是在既定税率结构下，税基随着经济活动扩大而超徵，并不是「加税」而来，就应该回归预算法第59条「超收应一律缴库」，并没有「还税于民」之情事。然若因政府採取扩张性财政作为，且制造宽松货币环境，引发通货膨胀而增加税收，就有「还税于民」的疑虑，政府不应沾沾自喜，以税收超徵为荣。

其实，政府财政能否改善，要看收支两面的运作关系，不能只报喜而不见其忧。政府为因应COVID-19疫情，在防疫、纾困、振兴上，透过特别法及特别预算，已举债8,100亿元，支应庞大支出所需。然而在此同时，鉅额举债与大幅税收超徵并存，甚至产生矛盾现象，实属不可思议。因此，此种不健康的财政关系，值得政府深刻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