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平台－中日韩FTA恐为迢迢长路

回顾中日韩FTA在2013年启动谈判至今，已进行16回合谈判仍无重大进展。不过在三国都有参加的RCEP生效后，固然因零关税比例低于「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排除项目多及降税期长等性质，RCEP不被认为是最高品质的协定，但仍算成功连结了过去无优惠经贸协定关系的中国-日本及日本-南韩之双边贸易，也等同于中日韩FTA自由化基础向前推进，使得三方FTA谈判前景再次受到关注。然而当前的主客观情势发展，恐都不利于此FTA的谈判。

首先中日韩FTA谈判过去卡关的关键问题之一，乃是三国对此FTA的期待目标差异甚大。

中国对FTA的立场，是依其开放步调与所选择之领域逐步开放，加上日、韩在服务业与制造业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甚至具有优势（如化工、工具机、显示器甚至汽车），因此为避免对中国产业发展的衝击，中国对三方FTA着重在「货品贸易」且开放野心不高。相对的，日、韩对中日韩FTA的期待则远高于此。

日本在农产品开放虽多所保留，但在工业产品降税、服务业开放、智财权、电子商务、环保与劳工等议题上，均要求高标准规则，事实上日本有意在此FTA引入类似于CPTPP且具拘束力的规则。

韩国也期待中日韩FTA能达成兼具开放深度与广度的全面性FTA，否则韩国与中国在2015年已有个别签署生效的FTA的情况下，三方FTA的加值性就有限。

以货品贸易为例，韩中FTA虽有90％的税目、当时贸易额的85％均在降税范围，惟有7成以上产品降税时间在15-20年，因此韩国期待中日韩FTA能透过加速降税创造出高于韩中FTA的价值。对于中日韩FTA目标设定之歧异，虽然在RCEP生效后，三方有意愿以「RCEP-plus」为基础来推动三方FTA，但尚未看到三方目标有明显靠拢的迹象。

其次，三国政治歷史的恩怨情仇，向来也是羁绊中日韩FTA实质进展的重要因素。中日间，前有钓鱼台主权争议，近年更有日本提升与美国结盟及与台湾关系的新紧张情势。

2016年南韩部署萨德飞弹后中国祭出「限韩令」至今未解除。韩日间近年更有2018年韩国法院终判二战时日企徵用韩国劳工应予赔偿，接着日本经产省2019年宣布对出口韩国3项关键电子原料移出出口管制「白名单」等争议，韩国更向世贸组织（WTO）提告对簿公堂。这些政治纷扰让三国始终无法同心合作推动三方FTA，原期望在后疫情经济復甦氛围下，这三国有机会先放下过去恩怨而全心力拚经济，惟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后对区域安全形成的新威胁、韩国准总统尹锡悦对中国立场可能改弦更张下，中日韩FTA的前景更显崎岖。

具体而言，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日本及南韩已配合国际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惟中国动向仍不明。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向日韩表示有加速三方FTA之意愿，但在乌俄衝突新情势下，现阶段中日韩FTA不仅无政策急迫性外，三国定位乌俄衝突对地缘政治安定之意见落差，也难以同心一志推动三方FTA。此外，韩国第20届总统当选人尹锡悦，其选举时主打反中亲美政策，但上任后实际的对中政策仍待观察，毕竟韩国2020年出口中国金额达1320亿美元，高于韩国出口美、日的总值，显见中国市场对韩国产业的重要性。然而尹准总统上任后即便不急打反中牌，研判也不会加深韩、中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因而推动中日韩FTA不易成为优先政策。

復从中日韩近十年双边贸易数据观察，中国始终在中日贸易享有贸易顺差，2014年中国顺差来到549亿美元的高峰（之后顺差幅度逐渐缩小至2020年的224亿美元）。相对的，日韩间反而是日本一直享有顺差，且顺差幅度平均为200亿美元左右。韩国则在韩中之间持续享有贸易顺差者但幅度在缩小。有趣的是，2015年韩中FTA生效后，韩国出口到中国情形并非一路成长而是时有起伏，反观中国产品出口韩国却呈稳定成长之势。2020年韩国进口自中国的金额相较2011年成长了25.96％，从而韩中贸易顺差也从2011年的477亿美元缩减至2020年的236亿美元。

换言之，这三国均各自为其中一方的贸易顺差国，也都在进口上仰赖特定他方，亦即中日韩FTA并未明显对任一方有全面性的优势或衝击。现阶段观察，中国可能是有较大诱因推动之一方，盖中国一方面在韩中FTA下已有提升其出口表现的经验，他方面在中日韩FTA下，亦可提升中国从日本输入的主要产品如生产半导体的机器、积体电路等不中断之保障。惟综观而言，在乌俄衝突落幕前，日韩都欠缺呼应中国意愿的诱因，加上中国已正式提出加入CPTPP的申请，韩国也传出即将申请，中日韩FTA之意义及加值性将会更低，若被束之高阁也不令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