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薪资物价螺旋上升可能卷土重来？

劳动部日前召开今年第一季基本工资小组会议，决定今年第三季定案明年基本工资调整幅度，但一般预期，基本工资将持续朝调升的方向走。至于调升基本工资是否会对物价造成推波助澜效果，劳资双方认为，基本工资调升会增加厂商经营成本，但占各行各业经营成本比重很低，不致于因基本工资调升而影响物价。

1970与1980年代，美国曾出现「薪资─物价螺旋上升」的现象，当时美国因越战连年负担庞大国防支出，致财政赤字扩大，加以两次石油危机与联准会（Fed）独立性欠佳，使通膨大幅上升，且通膨预期未受制约，加上工会力量强大，劳工要求更高薪资，甚至将薪资调整连结物价涨幅，使得劳动成本上升并进一步推升物价，最终形成「薪资─物价螺旋上升」。

根据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今年1月会议纪录，与会成员担忧，若实质薪资持续成长并超越生产力成长，将引发通膨的薪资─物价螺旋发展，导致通膨上行风险提高。暌违40年的薪资─物价螺旋成长模式是否卷土重来，近期也因而再度引发讨论。

综观近两年的疫情，使得劳动市场模式出现较大变化，主要经济体劳动力短缺程度不一，其中以美、英两国短缺情况较明显，美国因在疫情期间推出大规模财政支持措施，直接对多数遭解雇的劳工提供失业救济金，并广发现金，除造成其劳参率未回復至疫情前水准，同时带动商品需求增加，推升总合需求，进一步刺激劳动需求，导致职缺率大幅攀升。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疫情带来健康风险考量及财富增值影响下，美国明显出现中高龄劳工提前退休现象，包括中高龄劳工面临疫情感染及死亡的严重风险，可能选择提前退休；此外则是疫情导致大量失业，中高龄劳工失业后重回职场机会较不如年轻劳工，尤其是所得或教育程度较低的弱势中高龄劳工容易被迫提前退休；部分资产价格如股价及房价大幅上扬，也是促使中高龄劳工选择提前退休的原因之一。

至于英国缺工原因，主要来自脱欧后调整移民政策，许多来自欧盟的劳工因不再享有自由移动优惠，进而离开英国，致其劳参率呈现下降，造成依赖该移工劳动力的诸多行业招聘困难，推升整体职缺率，进而造成劳动力短缺现象明显。

相较来看，台湾和欧洲、日本的情况较为类似，欧、日财政支持措施规模相对美国较小，且支持就业的方式是提供企业对劳工减班等薪资补助措施，雇主倾向以减班休息取代解雇，目前欧、日劳参率已回復至疫情前水准，职缺率也未明显攀升。

虽然台湾劳动力情况没有美、英严重，而是与欧、日较相似，不可讳言，类似美国中高龄劳动力提前退休的成因，在台湾也有类似轨迹可循。

另外，有两大产业缺工原因也是全球共通情况，一是资通讯服务业为因应远端工作兴起，及新兴科技应用与数位转型需求持续扩增，须具备高科技知识技能的劳工需求大增，但低技能的劳动力难以快速转型，导致劳动力短缺；二是制造业缺工情势明显，这与服务业劳工不易转向制造业，且制造业劳动条件较差等因素有关。

除了Fed已对薪资─物价螺旋发展可能导致通膨上行风险提高表示担忧；国际货币基金（IMF）则示警各国央行必须对能源及其他成本上升导致的薪资及核心物价上涨保持警戒，且应密切关注未来薪资与物价发展。

整体来看，近年经济结构转变，有助减缓当前可能的「薪资─物价螺旋上升」压力，主要是1980年代以后，随央行公信力提高，通膨预期制约程度改善，尚未再出现「薪资─物价螺旋上升」现象。且1970与1980年代后，工会力量逐渐式微，供应链全球化及自动化生产取代劳动力进程加快，限制劳工议价能力，科技应用广泛，数位化、智慧化取代劳动力，使薪资与总就业量不易上扬。

且目前美欧等主要经济体通膨上升，主要是反映供给面的商品与劳动力短缺，在此情况下，单位劳动成本传递至通膨的效果可能较低，加以薪资成长与通膨率的关系已弱化，「薪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情况应不若1970与1980年代严重。

但「薪资─物价螺旋上升」不会像40年前严重，不代表完全不会发生，以当前劳动情势最紧俏的美国为例，若劳动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的现象更加显着，薪资很可能持续攀升，且若今年通膨率因俄乌战事持续走高，更可能引发通膨预期心理转变。包括台湾在内，各国央行不必对「薪资─物价螺旋上升」过于紧张，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更即时且果断採取预防措施，以防衍生新一波通膨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