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社论》落实跨国数位平权，政府责无旁贷

数位发展部即将挂牌并展开运作，国人对数位媒体的生态演化和关注程度日益升高，由国内外的三则新闻即可见端倪。第一，全美史上第一次，全美约200家地方报社控告Google和Facebook （已改名为Meta），声称两家公司垄断数位广告市场，夺取原本流向当地新闻业者的收入，也损害出版收入；第二，国内学者组成「新闻民主与平台议价论坛」，要求政府单位介入，打破平台与媒体间不透明且不平等的议价情形，并立法向 Google 和Facebook 平台课徵税款，让媒体取得合理收入；第三，东森、TVBS、三立新闻等有线电视频道皆不约而同从4月1日起自YouTube下架。

上述三则新闻诉求的重点，背后原因在于疫情时代，全球广告支出2020年萎缩后，却在2021年大幅成长到7,000亿美元，数位广告达4,420亿美元，占整体广告总额62％。其中2021年数位广告的最大受益者是以广告收入为主的 Facebook（占98％）与Alphabet（Google与YouTube母公司）（占81％），加总占全球7,000亿美元广告市场的30％左右。

而台湾的现况呢？台湾的数位广告在2020年达新台币482.6亿元，已经占全体广告市场的65％以上，2021成长应超过70％的比率，其中约有8成左右（近400亿元）是由Facebook和Alphabet这两大平台巨头所瓜分，而受伤最重的产业就是新闻媒体。如果网路是一种公共财，若缺乏有效、公平、公正的管理，就会演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同时，两大业者这两年来多次调整演算法，让广告费暴增，台湾很多电商被逼着转型或是倒闭。但是台湾政府对这两大数位科技巨头在广告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并没有採取任何积极的对策。

我们可以从三个「权力论」来探讨政府应该出面处理这两大巨头所造成的潜在伤害。其一，最严重的是「自由认知权」─民眾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受到广告的左右，因为精准行销及广告收费溢价会威胁到民主根基。过去民眾有权利自由选择观看内容，但进入数位时代，Google和Facebook的平台在后端预先设定好内容，就限制了民眾选择的权利。

其二，「公平交易权」─要付新闻媒体多少钱，是平台巨头说了算，是单方面的决定权。目前，Google和Facebook使用新闻媒体内容并没有付费，而是在掌握使用该媒体新闻所带来的广告收益后，再来和新闻媒体分润，而媒体採取每千次曝光成本（CPM）计价方式，换算成媒体每曝光1,000次，只能获得新台币5至10元，台湾的媒体分润据闻甚至远低于其他国家。

其三，「计价主导权」─提高广告费，转价给广告客户。由于80％的数位广告营收付给了Google和Facebook，使它们可以买更多的技术来「有效」锁定用户，结果受创最大的应该是刊登广告的制造商，尤其是中小企业、微型企业，因为要支付更多的广告费。

在认知、公平、计价的恶性循环之下，欧美澳洲各国政府纷纷提出霹雳手段来制裁不公平竞争，令人不解的是亚洲各国保持安静，默默等待制裁的结果，而台湾肯定又是「全球最大受灾户」之一。从情理法分析，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制约这两大巨头。我们建议政府可以从下面三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强化《公平交易法》：去年（2021年）6月30日，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会议决议，将组成任务小组，针对Google和Facebook等数位平台进行产业经营概况调查，但一年将过，结果未出，据闻是在等待数位发展部成立后，再进行细则检讨及公布相关罚则。

第二，设立《着作邻接权》新法：如果政府对提出反垄断，犹豫不决，可以参考德国的《着作邻接权》，Google将付费给德国数家媒体，以使用其网路内容。或许政府除了对广告收入课徵一般公司税之外，很多国家也开始针对超额广告另行加收特别捐，并将广告税或广告收入，部分移转支持新闻界。

第三，透过NCC研议《新闻媒体与数位平台强制议价法》的可行性：去年2月澳洲国会通过立法，媒体可单独或集体向这两大跨国科技集团议价、索取新闻授权费，若不可行，则政府将强制协商与强制仲裁。加拿大、美国与欧盟多国也将跟进採取类似手段。

以上三项建议，何种方式更适合台湾，应由政府主管单位审酌国情进行定夺。但在数位发展一日千里的十倍数时代，过于保守和瞻前顾后，将丧失民心及产业竞争力。我们呼吁政府，儘速落实数位平权，以健全媒体产业发展，并赢得人民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