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维－体制品质与经济发展的极限

斯里兰卡央行于4月13日宣布无力偿还510多亿美元的国际债务，成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亚洲第一个债务违约国。本来就因为外匯存底不足而无力进口粮食原料、石油而膨胀的物价更形恶化，沸腾的民怨更难控制。原本不愿下台的总理马新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当任总统的哥哥，也是前前任的总统），终于在5月9日辞职，换上拉尼尔（Ranil Wickrema-Singhe）第五度回任总理。7月5日总理向国会报告国家已经「破产」; 拒绝下台的哥德巴雅．拉贾帕克萨总统（Gotabaya Rajapaksa），宣布将赋予国会更大权力并改组内阁，也保证其家族成员退出新阁。显然未平息民怨，7月9日群眾占领总统府与官邸，总统出逃经马尔地夫到新加坡，在12日透过电子邮件向国会辞职。自2005年以来，由马新达领头的拉贾帕克萨家族四兄弟及其下一代之分居政府要职的时代，乃划下句点。

因全球疫情而失去观光外匯收入，国际粮食、能源及海运成本大涨而增加进口成本者，非斯里兰卡独有的困境；何以却落到经济崩溃、国家破产的地步。我们回头检视其发展歷程，可以发现一些脉络。

首先就近因而言，外债累积过速、国家治理失策。2019年11月放弃美国籍回国选上总统的哥德巴雅刚上任时，外债只有76亿美元，到2022年4月央行宣告无力偿还主权债务时外债却高达510亿美元；其次，就国家治理而言，2009年内战结束以来，外债融资的基础建设多属大而无用的「大白象工程」，以致落入亏本营运而以债养债的恶性循环。再者，哥德巴雅总统于2019年底上任，即大幅减税以兑现竞选诺言造成国家财政恶化；2021年4月以发展有机农业国为由，停止进口化肥导致粮食欠收，进口依赖更深并加速外匯耗竭。

举债兴国却管理不善，债务积累太快加上政策失当国库空虚。不可抗的国际风险，COVID-19疫情重创占GDP的5％的观光业、俄乌战争引起的国际粮能价格上扬，让其进口成本大幅增加等等，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国家治理不当是主因。国家治理不当又根源于体制上监控失衡的问题，导致寅吃卯粮的治理政策；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的贷款，其透明度不佳难以监控与问责，落入「债务陷阱」，以致于在面临风险时，失去经济命脉的韧性而崩溃。

斯里兰卡在脱离殖民地位后，到1978年成功地发展成民主的总统制，虽然有长达26年的内战，斯国经济仍稳定成长，并在1997年成为中等所得国家，国民所得甚至在2010年就陆续超过印尼和菲律宾。后续，透过国际贷款，特别是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进行大规模基础建设，加速其经济成长。以国家投资来带动经济成长的发展策略，在造成上世纪80、90年代东亚经济奇蹟的台、日、韩、新乃至后续的马、泰、菲、印尼，都有成功的典范可循，但斯国却落入债务累积的恶性循环，终至以溃败收场。何以致之？

斯国的政体由总理制，转为集权力于一身的总统制体制上，是其关键。2005年，马新达．拉贾帕克萨以平乱英雄的声望获选总统，并在2010年修宪除去总统连任一次的上限；集权总统制让他把4位兄弟乃至下一代引进内阁，开始长达17年的「拉贾帕克萨家族时代」。其实，在种种因缘际会下，斯国的集权总统制起自1994年的第一位女总统，钱德里卡·库玛拉通加（Chandrika B. Kumaratunga），在其巴黎大学经济发展博士专业背景的统治下，让该国顺利发展成为中等所得的国家。但在同样的体制下，却演变成因内战而崛起的强人统治。如我们的实证研究发现，体制品质欠佳如族裔衝突、贪腐、独裁或寡头政治、军人干政，与地缘政治衝突，都为经济发展划下限度， 如呈现「中等所得陷阱」，乃至经济崩溃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