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平台－矫正贫富不均，当应落实财税正义

在人类迈入二十一世纪后，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得与财富分配不均」这个长期被经济学界忽略的课题，近年来透过史迪格里兹（Joseph E. Stiglitz）的《不公平的代价》、皮凯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阿特金森（Anthony B.Atkinson）的《扭转贫富不均》、赛斯（Emmanuel Saez）与祖克曼（Gabriel Zucman）的《不公不义的胜利》等重量级学者一系列专书出版，似已引起有识者关注。

他们长期观察法、英、美等国百年来财富与所得分配资料，无论从最高1％的人之占比或是从吉尼（Gini）系数可知，随着经济发展的时间过程，均呈现「U字形」曲线关系。尤其是财富分配问题，并不因财富构成内容随时代从传统的房地产、黄金、珠宝扩大到金融资产、智慧财产等而改变。

回顾18、19世纪的西方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及运作结果，造成资产阶级坐拥财富，不人道的压缩工农阶级使其难以维生，贫富对立成为社会革命的温床。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1917年俄国革命，就是因为财富极度分配不均，童工、女工、社会底层受到严重剥削，职场灾害不断，官商勾结与贪污腐化，达到人民难以忍受地步的结果。人类或许会记取教训、推动改革，然在经济持续稳定成长后，资本累积与财富集中，又会引发分配不均问题。

依据阿特金森、皮凯提、赛斯等人的时间数列统计资料，在一次世界大战前之1910年，财富在前1％阶层的占比（资产分配）达到高峰，例如英国高达70％，法国及瑞典也达60％，美国为45％；财富分配不均的确替革命及动乱发出邀请函。而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共产革命、经济大萧条，以及194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课徵高度累进所得税与遗产税，明显改善所得与财富的分配。然自1980年代自由化、国际化的发展，以及21世纪全球化的加速，各国税率的逐底竞争，所得与财富分配又开始恶化。至2010年时，财富在前1％阶层的占比，英国已达30％，瑞典为20％，法国为25％，美国则是35％。

就台湾的情况言，国内学者连贤明等，透过2004-2014年的财产登录资料，观察台湾的财富分配，发现财富吉尼系数为0.79；前10％与前1％富豪的财富占比，分别约为62％与23％。笔者透过行政院主计总处「家庭收支调查报告」可知，此一时期所得分配的吉尼系数约为0.34。可见财富分配不均度为所得分配不均度的两倍以上。基于该文观察财富分配的期间过短，看不出其受重大经社制度与事件的影响程度；然其若与1950-1980年台湾创造高成长而又分配均平之「经济奇蹟」时期相比，可推知在分配正义上有恶化现象。究其原因，可能受到全球化资本主义衝击、知识经济时代来临、继承造成财富与所得分配不均，以及财税重分配功能不彰的影响。

由于分配不均摧残底层人生计，影响社会安全，就如同国防安全一样，具有公共财性质，故而政府实有介入的必要性，财税政策自当扮演适当的角色，透过教育普及与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劳动者生产力，增进社会阶级流动性；有效推动社会安全与福利制度，改善穷人及弱势者生活与福祉。并且加强对富人课税，矫正分配不公，缓和财富世袭问题。

追求财税正义，防止税率向下逐底竞争，翻转不公不义现象，当然是必须努力的方向，但也切忌矫枉过正。尤其在课税方面，追求垂直公平必需以水平公平为基础，无论是合法的租税优惠或非法的租税逃漏，造成税基侵蚀，首当努力取消与有效防堵。关于所得税及遗产税率之累进，是否如阿特金森等之建言，回到1980年代以前最高税率在60％以上，则应在公平与效率间取得平衡，审时度势，慎重评估，避免拖累经济发展。至于在全球化政经关系下，主要国家若能协同一致的课税（包括全球所得税、财富税或资本税），台湾当需扮演积极配合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