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城风雪愁煞人 悼念刘绍铭教授

年历甫翻新页，民国一一二年元旦的连假刚结束，寒流仍笼罩在台湾的上空，恼人的风雨也不曾间断。我几乎足不出户，每天待在家里阅报看閒书，对纷扰的世事一向冷眼旁观，无动于衷，内心还算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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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五日清晨，在报端看到刘绍铭教授于四日逝世，享寿八十九岁的消息，平静的心湖终于掀起了一阵涟漪。自从十八年前他在香港岭南大学荣退，我们就少有连繫，一O七年他获岭南大学颁发荣誉文学博士，翌年他所翻译的「一九八四」出版七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学重新出版他的译本，我也都是从新闻上得知。近年还传出与师母离异的消息，我也无从查证，只觉得事有蹊跷，内心百般不解。从没想到他风光的学术成就背后，晚年的生活是如此地孤单，如今再传来辞世的消息，内心又增添了一抹哀恸。

威斯康辛大学当年的师长年事已高，老成凋谢并不令人意外，先是汉学大师周策纵于九十六年逝世，享耆寿九十一岁，带走了五四的光芒。近两年来更是恶耗频传，前年十月经济学家赵冈过世，同享耆寿九十二岁。去年十一月思想史巨擘林毓生教授紧跟着离去，享寿八十八岁，如今加上刘绍铭教授归队，威大四位大师级的人物均已作古，岁月无情，令人不胜唏嘘。

民国七十二年，我赴威大东亚研究所就读之前，这四位来自台湾的学者，早就在美国汉学界、经济学界、史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盛名远播，各立山头，吸引了台湾的留学生竞相投入门下。我即是慕名上门拜师，被刘绍铭教授收入门下的弟子之一，因而得以在学术风气鼎盛的麦迪逊（Madison）悠游二年，有幸与这四位大师时相往来，多所请益；往来最密切、对我影响最大者，当属刘绍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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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铭是广东惠阳人，1934年在香港出生，因家境清寒，自圣类斯中学小学部毕业后即告失学，在该校印刷所当学徒，之后转到书局当售货员，工作之余自修中英文。1955年考入北角达智英文专科学校，翌年参加香港中学会考及格，并投考台湾大专院校，录取台湾大学外文系。

就读台大期间，他与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叶维廉、李欧梵等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1960年毕业后即赴美深造，于1966年取得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之后长期在学术界工作，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

教学之余，他还热衷写作与翻译，经常在港台报刊杂志发表文章，译作包括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名着「一九八四」、「动物农庄」等书。同时是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的参与者，对张爱玲小说亦有深入研究，曾出版三本专着。此外还以二残、袁无名等笔名，出版了三十多本散文、杂文集，其中以《吃马铃薯的日子》和《二残游记》最为知名。

我认识刘绍铭，也是从这二本书开始的。前者出版较早，是我在辅大图书馆借阅的，对他苦学的精神至为敬佩；后者则是在「人间副刊」连载期间即追着看，写活了华人在美国学术界的浮沉，看似诙谐、幽默的文笔，透露的却是极为辛酸、现实的一面，显示他的文学造诣和敏锐的观察力。

那时我和哲学系几位同学颇迷陈映真，有一位神通广大，老是能从香港拿到台湾的禁书。有一次他偷偷塞给我一本封面草绿色的书，我回去打开一看，赫然是「陈映真短篇小说集」，是香港小草出版社出版的，编者就是刘绍铭。我如获至宝，因为陈映真那时是个禁忌，我们从不敢公开谈论，市面上也没有他的书，对他讳莫如深。

我一夜之间就把它看完，内心深受感动，不只是陈映真的小说，也包含编者刘绍铭，我很敬佩他的勇气。在那风雨如晦的年代，还敢编辑陈映真的作品集，嘉惠求知若渴的年轻学子。这本书我一直保留在身边，直到十年前搬家，因要处理大批的旧书、杂物，竟不知遗落何处，至今仍引以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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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六十七年十月我进时报工作之后，文运大发，连得第一、二届时报文学奖的大奖，犹如鲤跃龙门，平步青云。文章大量见报，演讲的邀约不断，电视台找我编写剧本，短短四年之间着作多达十本，很快达到创作的高峰，也尝到成名的滋味。

但我并没有被名利蛊惑，反而感到自己在台湾的发展已面临瓶颈，有必要到国外走走看看，为自己再充电，便兴起出国读书的念头。可是又不想攻读学位，走学术路线，和一般留学生很不一样，因而找不到合适的学校和科系，令我犹疑彷徨，差点就打退堂鼓。

高信疆非常支持我出国进修，了解我的困境后，建议我去找刘绍铭，他那时在威大东亚系所已取得终身教授资格，有一定的发言权。我一听如梦方醒，才重新思考。高信疆对此很有信心，有一次利用刘教授来台开会时介绍我和他认识。那晚下班后高信疆约他在登琨艷开的「旧情绵绵」吃消夜，那是我第一次和刘绍铭见面，大约是七十一年秋天的某个晚上。

他讲的是香港腔的国语，声音低沉，初听有些不习惯。他表示曾看过我的作品，也相当欣赏我的才华，加上高信疆极力推荐，几杯啤酒下肚后就一口答应。但有一个要求，要我通过托福测验，学校和系所的部分他愿意全力协助。得到他的允诺，我有如吞下定心丸，当下就举杯致谢，加上高信疆在旁起哄，频频劝酒，最后当然是扶醉而归。

为了展示破釜沈舟的决心，几天之后我向报社请了二个月的长假，到南阳街「美加留学中心」报名参加托福补习班，全力为托福考试衝刺。刘绍铭回去后也不时来信告知进度，不断为我申请学校的事奔走。

十月五日我收到一封他的来信，直觉有好兆头，连忙打开来看，信笺上只有寥寥数行：「蒙仁：早上发的信想收到。为了增取时间，我已打电话给先勇，请他写介绍信，因此，不必麻烦黄碧端教授了，现在大势很好，就看我的『面子』如何了。祝，愉快。」

看完信我忍不住差点尖叫起来，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这封信无疑是送给我的最佳生日礼物。信中的「先勇」当然是白先勇，黄碧端则是中山大学外文系的系主任，也是刘教授的高徒，二人原来也是我的贵人。而刘绍铭的「面子」也够大，不久我就接到学校寄来的入学通知，再不久也收到托福考试的成绩单，不多不少，正是及格的五百分。由于注册日期迫在眉睫，拿着这二个文件，七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清晨我便兼程搭机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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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二十多小时的长途飞行，抵达麦迪逊机场时已是薄暮时分，外面积雪盈尺，寒气逼人，景况悽凉，令我有不知流落何地之感。幸好刘绍铭开车来接我，有如见到家人，一时涌起无限温暖。他看到我第一句话便说：你真是命中注定有贵人相助呀，换了别人就来不成了。

第二天我去学校注册，正是准予补注册的最后一天；再慢一天连上帝出面也没办法了，刘教授所言果然不虚。中午他请我吃饭，谈起这一连串的巧合，虽然险象环生，毕竟完成了注册手续。我如愿以偿，他也没有白费心力，我们就此缔下师生之缘。

更巧合的是二个月之后，高信疆为了政治情势，被报社安排到美国暂避锋头，刘绍铭受托为他申请到威大「访问学者」的身分，也匆匆来到麦城与我们会合。四月十二日下午，刘绍铭偕我和罗智成一同前往接机，四人在机场见面的瞬间，堪比电影上的感人镜头，先是紧握双手，继之热情拥抱，因为一切的发展太突然，太令人兴奋了。

刘绍铭先带我们去市郊一家酒吧，喝他最喜爱的「蓝尼姑」（blue nun）红酒，一边拿出烟斗抽起雪茄，剎时芳香四溢，那就是他真性情流露的时刻，迫不及待地问起台北的近况，高信疆便谈起匆促赴美的始末，一谈欲罢不能，回到他家时天色已晚，赵冈夫妇赫然在座。他们听说高信疆要来，临时过来致意，晚餐便多了二位贵客。刘师母已做好几道拿手好菜，一一端上餐桌，菜香扑鼻，加上贵州茅台助兴，酒酣耳热，宾主尽欢，直吃到半夜才结束。

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刘师母便会做几道家常菜，邀高信疆、罗智成和我三人去家里小聚。一来为我们解馋，二来陪刘教授喝酒聊天，排遣漫长时光。麦城的冬天特别长，雪季长达四个月，此时应邀到他家聚会，感觉特别温馨。二个小孩正值青少年阶段，活泼好动，常引来责骂或哄堂笑声，使我们分享了他们家庭的温暖，宛如家人般的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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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陈映真应聂华苓之邀，来美国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作家工作坊」。刘绍铭相当开心，亲自开车带着高信疆和我远赴爱荷华城，去参加当晚的欢迎餐会，与陈映真、七等生、李欧梵及大陆来的剧作家吴祖光、小说家茹志鹃、王安忆母女等人，共度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翌日返麦城时，陈映真也与我们同行，因为刘绍铭已为他安排一场对威大东亚系师生的演讲，周策纵、林毓生、赵冈等名士都是座上宾，之后又有人设宴款待，围炉夜谈，着实地热闹了一、二天，为麦城学术圈少有的盛事。

冬去春来，日子就在季节的递变中平静地过去。第二年课业的压力逐渐加重，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埋首在图书馆里，看书、翻资料，写论文，一般的活动就少参加了。圣诞节前夕，我顺利地通过硕士学位考试，一如当初和刘绍铭的约定，不再攻读博士学位，就此打包返台。七十四年元月中旬，我告别刘绍铭和几位师长返台，及时赶回虎尾老家和家人团聚过年，我在美国二年的留学生涯终于成为过去。

转眼离开麦迪逊已三十八年了，偶有回去走访的念头，终因路途遥远迄未成行，感觉乃逐渐模糊淡去。如今看到刘教授辞世的消息，过往岁月又清晰地浮现眼前，像那一圈圈的涟漪不断扩散，我岂能麻木不忍，无动于衷？便熬了三个晚上写成此文，以之纪念刘教授对我的提携、照顾之情，以及对麦城岁月永恒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