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万安如何面对二二八？

二二八将届，民进党当然不会放过一年一度的政治提款机会，一时之间，台北市长蒋万安被绿营推上风口浪尖，彷佛成为替罪之人，而北市府文化局长蔡诗萍，也摆出一派歷史老师口吻，但试问，和几位家属进行短短午后交流，真能倾听还原出二二八的歷史事实吗？

光復后的台湾，经济百废待举，舆论百花争鸣，战火轰炸留下的瓦砾堆，是当时的台北街景，台湾要从日本的殖民地之一，改换法制与思维，成为中华民国治下的一省，并要同时走出战时的掠夺和破坏，是一项无比艰鉅的过程。

就此，国民政府赋予行政长官陈仪近乎全权，统一指挥中央与地方在台机构，目的就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接收与转型。长官公署在治台一年后，陆续出版一年来的施政要刊，清楚记录下战时的破坏与战后恢復不易的详情，在多数台湾同胞不识国语，中日通行制度迥异的情况下，陈仪积极训练台湾本地人才，使其能够胜任各种行政职务，与日本统治时期，台湾人毫无机会跻身政府中高阶职位，正是天壤之别。

但滑稽的是，民进党政府热衷修缮保护日据时期巍峨的官厅，却不愿承认当年台湾人根本进不了日人大门，甚至当不成工友的窘况。

台湾光復，民心思治，但全世界都在战后的復甦期，残酷现实与美好想像落差很大，台湾也难以例外。日据时期，台湾农业肥料主要依赖日本进口，战后供应链中断，肥料不足直接影响粮食产量，这笔帐当然又被算到了陈仪头上，类似案例并不少见，正因为陈仪主政开放了媒体与政治，台湾不满的民意才立刻反映出来，甚至成为今日绿营指责其施政不力的证据，试问，若是日据时期高压统治，台湾同胞还有机会一吐为快吗？

二二八事件虽与当时的国共斗争不无关系，但那些动手打人的，更多是受了日本教育，对战后局势感到若有所失的台湾青年，事件爆发后，超过一半的县市政府被武力瘫痪，县市长、公务员遭到痛打、包围的案例俯拾皆是，财政厅长严家淦被围困，出身新竹的国军将领黄国书被拿着武士刀的青年威胁，新竹县长朱文伯被直接拖下车痛殴，孙运璇、陆润康、汪彝定这些后来的财经要员，当时朝不保夕，只有躲藏；在基隆码头上，几百名外省籍公务员与眷属，跪在将开往上海的中兴轮船长陈锡球面前，只希望救救他们；甚至是跟台湾政治毫无关系，只是来进行文化交流的着名剧作家欧阳予倩，也差点遭难。

试问，今日我们若对市府施政不满，可否直入官署，痛打施暴？试问，蔡诗萍何不也组织这些当日落难，却以生命贡献于台湾的人士之后，再给蒋市长补上一堂歷史课？

国民政府与蒋中正如何看待二二八？当时台湾位处整个中华民国的海疆边陲，蒋中正不久前才去巡视，民眾载道欢迎，留下良好印象，中央政府本盼授以陈仪大权，让他独力挑起重担，等到台湾与大陆间的通航与电讯中断，眾人才感到事态严重，陈仪未及早告知事件全貌，事前消弭无形，这点实难卸责。

蒋万安过往曾随俗地说，到了二二八时，要面对过去，放眼未来，还要为所谓的「转型正义」尽心力，殊不知绿营「转型正义」所划定的时间，无疑意味盟国接受日本投降，台湾復归中国版图后，就陷入了黑暗中，完全有悖于歷史事实，愧对抗战英烈，这才找来了蔡诗萍这样一位「老师」，二二八的歷史真相依旧无法展现世人眼前，令人深感遗憾。（作者为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