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辩题

「红包能不能代替礼物？」这是一道辩题，有些落俗悖时，令人好奇这样的题目如何辩论得精彩。

一个辩论性质的综艺节目正播着，我在路过电视机时停了脚步，起初直觉支持反方──「红包不能代替礼物」，送礼检验彼此相识深浅，以及心思细腻或马虎，应亲力而为。送钱总有免去思考斟酌的简便感，论诚意与情调，似乎非上策。乍见是道简单的「重钱」与「重情」的选择题，但后来我给自己翻了案，在正方辩士提出一个亲身经验而得的观点后。

那位辩士所提的支持论点是「分子钱」。

「分子钱」是中国用词，相近我们的红白包礼俗。凡遇上乔迁、成家、生子、病重、命终归天，亲友们送来的钱，称为分子钱。这几项人生大事都是需要花费金钱的关口，送钱为当事亲友的手头添宽裕，有个情意温厚的动词叫「随分子」。

正方辩士在美国苦读博士学位时，生活费经常吃紧，一次亲戚游美顺道拜访，临别时给了些钱，为留学的她随分子。那分子钱让她好几顿饭能稍随心意选择，能吃想吃的、能吃好吃的。对她来说，金钱可以是礼物，它虽不是精挑细选的独特赠礼，却让受赠者荷包暂时丰厚，在短缺之处有了选择的自由。

「送钱就是送自由」结语中，正方辩士将红包直译为钱，再让市侩铜味的钱财与温笃相挺的人情之间有了接驳。瞬间，我忆及许多。

结婚前后，收过父母亲的大红包，都是撑得紧紧实实的一袋子，没法轻易抽出其中一张钞票来。一次是婚宴前一晚。父母亲北上入住饭店，好应付隔天繁复的婚事流程。晚餐后送父母回房，妈妈从包里拿出一长方块的钱塞我手心，红纸包着，说是给隔天酒席备用。

旧时，我们南部人嫁娶，婚宴为男方主场，女方则归寧日宴客。现下为简化仪式，常见男女双方合办喜宴。但我方家族长辈与亲友住南部多，我们照旧俗，婚宴与归寧在南北两地各自做主办理。所以婚宴当日皆为夫家宾客，唯有几个桌次是为我的北部同学、同事所设，父母亲给我的那一袋钱，就是为这几桌准备的。

婚宴设于五星饭店，两老早早向我询问一桌菜肴选何等价位，原来是担心我收得的礼金不足打平酒席餐费。我刻意说笑，怎么这样看轻我朋友们的经济能力，况且不足我也能打点。但推推托托后，那一长方块钱还是落入我手。一辈子生活在乡间、话语憨直、穿用简朴、习于视己为无才之辈的父亲母亲，在某些关键时刻总有预先设想的周到，尤其用钱方面。

另一回，在我初为人母的坐月子期间。父母亲殷殷切切北上，来看看我和孩子，返回台南前，一袋钱又递了过来。一如往常，父亲不作声，他脸上的话通常藉母亲的口来说：「没能亲自帮妳坐月子，给妳一个红包，该买的、该吃的别省。」

当时我与先生工作稳定、经济无虞，不过存款确实也无多，毕竟成家前刚买了房、婚后即有了孩子。过往挣钱只需计数自身花用，现在房贷与育儿费用成为固定支出，那是维护一个家庭醒目而有感的条件。那一袋钱等同我几个月薪水，且是赠予、不必归还，预算顿时松缓，心头也是。

回头思忖，我一直都是被富着养的女儿，非家境优渥之由，也不是父母亲拥有「穷养儿，富养女」的概念，他们只是直观的把自己曾经的贫匮寒伧，尽可能在孩子身上憨憨厚厚的全额补足，有时还补过了头。

我与哥哥、妹妹，横跨九年寒暑相继出生。在我懂事有记忆时，家中经济已有稳定基础且略为宽绰。父母亲在传统市场外围经营店铺，贩卖鸡鸭肉，生熟皆有。

学校教了加减运算后，站柜台收钱找钱成了我练习算数的测验所，有时客人还给变化题型，他补差额、我找整数。我从小见惯了柜台满抽屉的千元、百元钞，尤其逢年过节，当钞票多到阻碍收找钱时，就抽一个两斤红白塑胶提袋，把钱大把抓起塞入，袋口束紧后往后方家里搁，好像也无特别藏放，赶紧回头应付生意，待有空再点数。

那抽屉的纸钞与硬币，在收钱与找钱之间，难免沾染鸡鸭肉血水。拿来找钱给客人时，见过客人为难的眼神。曾有客人不接手，唤我更替一张乾净的，也有客人神情纠结，以手指捏着快步离开，也许到下一摊商尽早花用。眼见这些脸色表情，我心里同时冒发抱歉之感，以及一股赧于招认的沉沉愠火。

自小学起，每天上学前跟父母亲喊声「我拿钱哦！」便自己拖出抽屉领取餐费或零用钱，届时我会在柜台站一会儿时间，在钞票与硬币中翻找，挑选比较乾净的放入我的钱包，有时候我会内心尷尬又衝突地想起客人无奈的面容。面对那抽屉里养育我生长、包办我们家庭开销的现金，我一面挑拣提领、一面背离远行。

「去公司上班」与「不是去公司上班」，年幼时这曾是我对世间所有工作的分类。父母是后者，我自许必定要成为前者。原因除了见证父母工作上的体力辛劳，与工作环境的不甚洁净，也受电视剧洗脑，想像身着正装，坐拥一处 partition小天地，凭藉脑力为生，着实体面得多。工作获取的薪资会成为银行户头里的数字，不再沾抹丝丝血水，庶几高尚优雅。成年之后立足回望，那是一个在市场边长大的孩子，对现实多么愚拙的认知和推敲。

大学毕业，如愿任职于「公司」，两年歷练后计划赴英进修，母亲支持，父亲默默无语，他对小孩的安全总是过度担忧，即使那时我已二十五、六。为留我在身边，父亲试图将留学学费与生活费立刻计算为一笔整数存入我的帐户，随我自理运用，做为交换条件。金钱对他是保障，对于我要学歷不要现金，他视我不知世事崎岖艰鉅，质问我回国后多久时间学费能回本？而对于父亲想用金钱劝退我的学业，我视他不明知识是力量在这文明世界运作的成规。

然而说到底处，我俩都在自己的匮乏不安处，自我填补。

「到了我二十岁，我们家还是穷。」这是父亲惯常谈论自己的起手式，表达那个穷法不合理也不可思议。父亲是长子，有五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说小学时候经常因为积欠学费遭师长罚站。唯有一年，遇上一位不催学费的老师，他才有机会坐在教室安心上课。那一年，成绩非常好。然而家庭食指浩繁，父亲小学毕业后没能再上中学。和许多上一代人家中长子、长女的故事一样，在还是孩子的年纪，就被催促着成为一个大人，担起养家责任，也一路驮负着「欠栽培」的遗憾到年老。

有一个故事父亲说过无数次。小学毕业后阿嬷给他找了一个工作，他得在夜里独留鸭寮看守鸭群。而鸭寮旁是乱葬岗，父亲说有时白天看着送葬队伍抬棺前来，棺柩暂放定位，覆盖修饰的工事在傍晚即停，待隔日接续。当天晚上远望那口墓地，他极其惊慌恐惧。有一回等不及天亮，年幼的父亲装病逃回家，遭来一顿责。

骂后，鸭寮还是得回。也许，维持家庭生计，向来都不是件可以选择的事。而无论父亲几许年纪谈起这分害怕，我都见着了那位惶恐无助的十三岁少年。

关于穷苦，缠繫于父亲心上的，也许酸楚屈辱多于贫穷本身。父亲服兵役时，每月薪资多数交由阿嬷作家用，有次请假回家参加好友婚宴，怎么也料想不到，家里凑合不出一个红包的钱来，喜宴没去成，好朋友也没有了。我曾不解，缺席婚礼与失去挚友如何因果相连，随年纪增长，捉摸了稍多人情世故与生之为难，大抵能明白，是父亲甩手把友谊丢弃的。那是一种选择，选择不再面对自己的穷困被旁人瞧见，甚或体谅。尤其是体谅，那让人尊严暗去。我认识父亲是这样性格的人。

多年之后，姑姑叔叔们离家自立，父亲卸下长兄重责。与母亲成家后，执拗而勤奋的为自己的家庭工作、赚钱、储蓄。

七、八O年代，经济起飞、百业兴旺，传统市场的生意是能养家活口且积存资产的行业。几年下来，父母亲先买了店面、再买了一处住家，存款也丰沛起来。

父亲终究以其勤勉努力，积累了稳健积蓄，足以安心度日、携扶年少时困窘垂首的自己，也从此信任金钱无比实用的价值。我则站在父母亲建造的稳固根基，有恃无恐的一路前进，完成学业、升迁、进修，企盼翻过摊商为生的那一页，抵达人生的亮面。

前些年，两个孩子渐长，我与先生计划换置空间更大的屋房，当时自备款尚有缺口，于是向父母亲周转。虽然很快的在资金调度后归还，但在还款前，鲜少主动联络的父亲拨来了电话，他要我从借款金额里留下一百万，不用还。

一百万并不是一笔巨大的金额，比对当年在英国修习硕士学位的花费都不足够，但我心里有底，它如何拉宽了当下我们在经济上的运筹，它给了我心理上的从容。

这突然降临的宽阔余裕很是熟悉，是喜宴前的那迭钱、也是坐月子期间的那袋钱。

它们来自同一个抽屉，那血水斑斑、受客人厌弃、而我也曾暗地里睥睨相对的那个抽屉。

在后来的那些年，我不知道父亲是否能认同，我当年执意出国进修的坚持。

而我虽不后悔，却务实地体悟父亲当年寧可把钱直接给我、也不乐见我前去英国就学的担忧。实际上，我的确没能把学费从工作的报酬中积存回来，我在孩子出生后便回归家庭专职育儿，家庭开销进入单薪支配后，始与金钱缠缚交手，知晓其中的现实与锋利。尚且，直至今日，我仍从未有能力，以大笔金钱助益于谁，如同父母轻手轻脚即可用过去辛劳下的人生积累，赠予自由与选择给早已成年的我。

父亲从贫困到有余，我从有余出发，在二十九个年头差距的生活条件下，金钱于我们俩的意义曾经各据一方。直到自己行至中年，蹚过款款艰涩起伏，回望父亲对财钱的倚重，现下是明白了。那曾不入我心的金钱与数字，是我一双憨厚父母对孩子适时的挺护，可以量化的叫作钱，无法量化的是爱、是尊严、是保障、是自由，是不让你委屈的体面。实属养育之责，也已然超越养育之责，父母给孩子随了大半辈子的分子钱。

站着、看着，辩论比赛结束。

「红包能不能代替礼物？」是我大意，浅看了这道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