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王义川在政论节目上比较分析3场民眾集会活动的参与者异同,引发国民党与民眾党质疑民进党政府是否动用国家机器,藉由手机监控人民。

面对指控,王义川表示这是商业活动「人流分析」的常见方法,新北市在举办「欢乐耶诞城」时也会使用。不过新北市政府则反驳指出,资料已经去个资化,无法比对不同时间、不同场次的个资差异或是重复与否,只能推估参与人数、滞留时间、来回方向等去除个资化的资讯。

手机监控人民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因为门号是用户实名向电信公司申请,手机需要讯号必须连接基地台,所以电信公司可以知道用户的行踪,再结合申请时的个资,事实上可以掌握每位用户的行踪。用专业术语说,这是「手机讯号的探测」,透过基地台的位置,回传讯号,再推估位置。国家机器如果透过电信公司,确实可以如同乔治‧欧威尔在其知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塑造的老大哥形象一样厉害。

目前电信公司为了开发商机及商业行销,当然不会错失手中的宝贵资料。但依照《个人资料保护法》,只能使用去个资化、去识别化的资料。举例来说,电信公司可以知道某一场活动有多少民眾参与,因为有手机讯号,结合申请者的资料,就可知道用户的年龄、性别等人口数据。不同活动固然可比较参与者的年龄、性别有无差异;但因为去除个资,不太可能知道有没有重复参与。这一点正是这次事件的关键。

可能的解答有二:一是王义川所说的并无确切根据,只是夸张了一点。二是王义川的说法确实有所本。究竟会是哪个答案,初步只有王义川知道。但这也不表示他只要说自己所说是推测、没有根据,就没事了。因为如果司法检调机构要认真调查,的确可以知道王所说的内容跟透过电信讯号所获得的资料是否一致。

有违法当然要查出并杜绝未来类似的情形发生,如果没有违法,只是王义川的推论而已,那当然也不能冤枉他。

假设王义川所言确实有所本,另一个问题又来了,他究竟是透过什么管道看到这些资料的?是国家机器?还是一般商业行销机构就可以?不论哪一种都令人担忧,也难怪在野党担忧执政党正藉由手机在监控人民。

民眾如果对于政府用手机监控人民有疑虑,NCC要怎么帮民眾释疑?恐怕不是简单发函询问电信公司就可以的。在此同时,立法院又要怎么知道政府主管机关确实能落实监理,这也是重要议题。(作者为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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