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贸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是比较利益说及赫克歇尔-奥林(Heckscher-Ohlin)模型(简称H-O模型)。比较利益说的代表例子之一是:沿海地区把渔获及盐卖给内陆,以交换内陆的木材及煤。因资源禀赋不同,故形成初级农、矿、牧等产品(以货易货)交易的可能。

于1924年提出的H-O模型则可进一步地解释,就生产活动而言,能出口的国家,其一定在某些产品生产上具效率及产能的优势(that countries export what they can most efficiently and plentifully produce)。为此,美国玉米因具地理上生产的优势,就能与中国大陆人工便宜的成衣制品形成完美的国际贸易,此时,任何人为的国际贸易障碍既不讨喜、也不符合学理。

然,技术进步已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最重要的经济活动,而其对上述H-O模型也产生重大衝击。

在经济学文献上,技术进步大体可分为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及制程创新(process innovation)这两种类型。厂商在制程上的创新当然可以使生产效率提升,进而强化产能,故对照上述H-O模型来说,当能因生产成本的降低、良品率及质量上的提升,从而能强化其国际竞争力,若以此说对照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大体上可说得通。

■创新促使市场重新洗牌,陆电动车即显例

至若产品创新,则如辉达(NVIDIA)的绘图晶片(GPU)当属之。此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的破坏性创新(Creative Destruction)当是更切合时代的重要理论,更能精准地解释当今国际贸易上的竞争与衝突。

因创新之故,厂商在市场上取得更优势的地位,而能诱使消费者优先选购该产品,从而导致市场重新洗牌,故会出现上述「破坏性创新现象」;此时,若再加以相关生产链在制程创新上的加持,就益能巩固优质而价廉杀手型产品市场,中国大陆电动车就是具体例证,它已卷起国际市场上的强风(gale)。

值得注意的是,熊彼德于1942年早已预示此种情境的出现,而将其称之为破坏性创新强风(gales of creative destruction)。在此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创新已是厂商常态化、系统性的行为(R&D routinization),故创新研究将会使产品不断地推陈出新,为此,「破坏性创新强风」犹如一个个扑面而来的颱风般,会不断地重新洗牌整个市场,故熊彼德以复数gales名之。

■各国筑关税高墙抗中,恐事与愿违反阻碍本国创新

现今再以中国大陆电动车为例,当其挟带着创新及生产成本优势袭卷全球汽车市场,而呈「人欲静而风不止」的现象时,应对之道之一是迎向挑战,全力应对,即便合作与竞争併存都是可能的应对之策,现今欧洲一线车厂多持此一策略。当然,另一种策略是质疑贸易竞争对手为「产能过剩」,故应以高关税阻却其于国门外。如此一来,若是能以时间换取空间或不失为对策,然若事与愿违,则将会失去整个新能源车世代。

在科技进步快速发展下,不论在半导体、新能源车、智能手机等都在国际市场上激烈地竞争中。而在国贸理论的「市场」里,在地缘政治运作下新蹦出的「产能过剩说」它是否能挡得住老牌的熊彼德「破坏性创新强风说」?在数年内应可知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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