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媒体报导彰化泥质滩地未能画设为国家溼地加以保育,又逢碳费开徵在即,企业减碳压力骤增。除节能、再生能源投资外,企业开始关注自然碳匯的潜力。今年4月农业部甚至通过「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鼓励公司团体参与自然碳匯与生物多样性保育专案作业要点」,建立媒合平台、大力鼓吹企业投资。

各种自然碳匯案磨刀霍霍,就等环境部减碳方法学审议通过。然而这样是否有助于减碳、有助于生态,都未有充分讨论,特别是即将于本周审议之「海草復育」及「红树林植林」等方法学。

更核心的问题是,减碳方法学只关注减碳,只有一个核心价值,并没有充分考虑既有的《溼地保育法》精神以及自然碳匯的经营客体,包括生态的健康性,是否为最有利生态的治理,以及与自然相邻的利害关系人、甚至是原住民族自然资源主权与传统领域等课题,亦未考虑与《湿地保育法》之竞合。

也因此在方法学仅停留在「温室气体自愿减量专案管理办法」所称之法规、财务、普遍性及障碍分析,实质上缺少了生态与气候人权视野,恐令ESG的好意变成破坏生态的元凶。

具体举例,「红树林植林」方法学认为红树林等为台湾原生树种,劣化红树林栖地指每公顷树木密度小于1050株、郁闭度小于0.2,如可证明50年内该地曾为红树林,便有復育、取得碳权之可能。然而光就红树林是否为台湾原生态就有很大争议。日据时代文献曾指出,部分红树林为19世纪初从中国引进。为保护海岸,光復后许多地方也都有人为栽植的纪录。

要求高密度且郁闭的红树林也会令滩地「陆化」加剧,增加垃圾污染物淤积、病媒蚊丛生、排水困难及水患风险,导致水鸟螃蟹贝类大量减少,降低生物多样性甚至造成物种灭绝。2021年底农委会废止台北市「关渡自然保留区」,进行红树林移除、恢復原有生态的殷鑑不远,台北关渡、新竹香山、云林麦寮等地的地方政府与民间企业业已投入大量资金来移除不断扩散的红树林,以改善海岸生态环境,这些并没有反映在目前方法学审议上。

「海草復育」方法学更要面对水温、洋流与潮汐变化,极端颱风事件侵袭等不确定变化,以及可能过度发放碳权,变相削减了企业关注直接减碳努力等隐忧。究竟復育是为了维持因暖化而不断缩减之原生态系统,还是仅为了企业的ESG形象,环境部有必要先厘清这些问题。

呼吁相关单位应使蓝碳增匯政策回归《湿地保育法》的净零损失、促进生态保育及明智利用等精神,不可轻易放行。(作者林惠真为东海大学生命科学系特聘教授、施习德为国立中兴大学生命科学系特聘教授、郑佾展为环境品质文教基金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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