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开学理论述的框架,我们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20~2022年的COVID-19疫情全球蔓延,以及2022年初俄乌战争开打等事件,观察各主要国家财政政策的实际操作,可以发现公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各主要国家皆面临金融市场信心受损而陷入动盪,经济活动也明显衰退的困境。为此,各国在财政政策上皆透过特别法案以举债融通扩张性财政支出,提供纾困救济措施以缓和经济衰退,同时也对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援助与资助,防止金融体系因欠缺流动性而崩溃。在货币政策上则由中央银行或联邦准备银行迅速採取行动,连续将政策利率调降趋近于零,以促进资金市场的流动性,并鼓励企业和消费者借贷,刺激经济活动。
■因应全球金融危机 主要央行力推QE 印钞买债
然而,在持续维持低利率水准的情况下,传统的货币政策已失去提振经济的功能,因此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Fed)、欧洲中央银行(ECB)及日本银行(BoJ,日银)等主要先进国家的央行先后推出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的非典型货币政策,透过印钞票购买债券(主要为长期政府公债)持续将资金挹注到金融体系,以达到刺激银行授信提振经济活动的效果。
Fed从2009年3月起共持续启动三轮的量化宽松措施,一直到2014年后启动缩减购债(Tapering)与退出量化宽松策略。ECB在2015年初启动名为资产购入计画的量化宽松政策(主要为各会员国的公债),持续至2017年,2018年虽短缩减购债规模,2019年又再度启动。日银则在2013年启动以购买日本政府公债为主的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十年期间,不难发现各主要先进国家的利率水准一值维持在趋近于零的水准,而以购债为主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持续存在,但却没有发生传统或比理论所担心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段期间内就像现代货币理论所主张的,公债是政府以货币融通财政支出的媒介,低利率与低通膨自然不会损及公债所能扮演的功能性财政角色。然而,也有学者担心,这段期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过度连结,可能使量化宽松政策不易退场,甚至让货币政策为财政政策所支配而丧失其自主性及央行可信度,对长期经济与金融稳定恐有不利影响。
2020年初爆发全球COVID-19疫情,经歷全球金融危机十年后,原本已逐渐迈向稳定復甦的全球经济,因疫情爆发带来的封城、塞港、人力短缺、生产链与供应链中断等窒息性的衰退,让各国政府不得重新推出相关纾困救济的财政措施,而原本已准备退场的量化宽松政策又重新启动。所幸此次的衝击主要在实体经济,全球金融市场并未因此发生系统性的风险事件。然而,持续三年的疫情造成运输与生产成本上涨,对原本处于低利与量化宽松温床的通货膨胀产生催化作用,2021年下半年起各国通货膨胀现象逐渐浮现,2022年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导致全球能源与大宗物资价格急剧上扬,加速通货膨胀的速率。
■抑制疫情、战争后通膨 Fed改推QT 撼动债市
为抑制通货膨胀,美国Fed不仅率先採取量化紧缩(Quantitative Tightening,QT)政策,更自2022年3月起连续11次的升息,基准利率在1年半的间内由0.25%~0.5%快速上升至2023年7月5.25%~5.5%。影响所及,不仅让造成美国政府公债价格下跌,使得以美国政府公债为资产的金融机构(银行及保险业),因资产价值减损面临资本适足率不及法定下限或净值为负的情况,甚至造成美国几家区域银行的倒闭。
公债重要吗?当然重要!从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观点而论,公债确实扮演至为重要的角色。在实体经济层面上,无论是功能性财政或纯粹财政,公债是政府财政的重要政策工具,公债的多寡不仅反映财政预算执行的结果,也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两者在政策搭配上的重要媒介。
■公债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重要媒介
在金融层面上,公债是反映金融机构资本适足率的重要资产,而公债价格的波动与殖利率曲线,也是金融市场情势变化的重要观察指标。而公债余额的多寡,不仅牵动债务永续的问题,也关系着政府面对重大经济衝击或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时,可操作的财政空间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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